苇园墨痕：侯学诗与白鹿洞书院的遗响
李超德·文 #生活手记#

夜阑人静，友人发来游访白鹿洞书院那青砖黛瓦、疏影横斜间的照片，竟教我忆起一叠泛黄手札。九年前偶得的八通二十七页信笺，正是乾隆进士侯学诗与其友人的笔墨遗泽。展册轻抚，墨痕如舟，载我溯入千年书院的烟云往事。

侯学诗，字叔起，号苇园，江宁人士。少工诗文，以 孝友闻。乾隆辛卯恩科进士。聘其任豫章、白鹿洞两书院山长前后十年。少时以诗文称奇，孝友之名远扬，袁枚《随园诗话》曾记其十五岁少年英姿，可见受到先辈提携，如初绽新梅映照文坛。乾隆辛卯恩科进士及第后，他执掌豫章、白鹿洞两书院十年，门下才俊如星河溢彩。我常笑称：彼时白鹿洞书院堪称清代“985学府”，山长乃朝廷亲授之要职，犹今北大清华校长。形成了千年书院历史上乾隆时期的最后一个高峰。侯学诗大人后选授三水县令，寻调新会，署广州府通判，升署罗定州知州，澳门海防军民同知，著有《梅花草堂诗集》等。侯学诗后来的官职不算大，但其文名昭彰，书法宗二王。这般人物手泽，岂止是一般的纸墨？分明是文脉相承的活化石。

书院制度，实为中国教育史的微缩画卷。南宋时受中央统辖，元代纳入官学体系，明初曾遭禁锢。清代白鹿洞书院与同时期的岳麓、石鼓、嵩阳书院，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清代对书院先是限制，后又奖诱、提倡，最终历经抑扬，终成科举附庸，绝大部分成为后来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直至光绪三十年诏令颁行，张之洞主导的“癸卯学制”如西来风雨，将千年书院尽数改为学堂。以张之洞为首起草的教育改革制度形成于1903年（癸卯），因此称为“癸卯学制”，该学制改革文件庞杂，包括了《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等数十种文件。

书院作为一个时代的坐标，在千百年前，它曾是高等学府与图书馆的象征，文化与学术的标志。它一度成为各界名流学者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的向往之地。侯学诗执教的年代，恰是旧式书院最后的余晖——他在白鹿洞栽桃种李时，何曾料想百余年后，这里竟会成为教育转型的碑碣？

最堪玩味者，是信札中反复出现的“东田四兄大人”。二十七页信札中包含同时代举人李药庵夫子手札四通，他们都写信给“东田四兄大人”。此“东田”当然不是今朝“东田造型”的形象美容师。东田者何人？我效蠹鱼钻故纸堆，同时代著录的东田者有四人，最可能者王友亮和沈世枫。拨云见日，终在王友亮身上寻得线索。王友亮，字景南，号东田，又号葑亭，婺源人。乾隆四十一年举人，官内阁中书。五十六年进士，改授刑部主事。官至通政司副使。从王友亮的经历看和侯老爷相近。与袁枚亦有诗文往来，与侯学诗同属风雅一脉。

收藏信札不仅欣赏书法，而且可以挖掘出文本背后的意义。考据之乐，恰如与古人对弈：二百多年沧桑，一纸尺牍间，藏着多少未尽的寒暄与心事。侯氏家学尤令人称羡。公子侯云松、女史侯芝皆成文学名家，想来梅花草堂的深夜，一定有父子共砚磨墨，兄妹分韵联句。这般门风，比今日学位证书更见文化传承的真章。

如今我临池习画时，常觉苇园夫子的笔意隔着时空低语：书院虽逝，但文人筋骨犹在青灯黄卷间呼吸。昔年白鹿洞中讲经论道的盛景，化作信札上几行墨迹，竟比石碑更耐风霜。所谓收藏，原是与时光谈判的艺术——我们打捞的并非旧纸，而是即将沉没的月光。

（辛丑（2021）年秋日旅居京华清华园灯下初稿，乙已（2025）年秋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