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徐州市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四川大學考古科學中心組成的研究團隊於10月3日在《Annals of Archaeology》發佈的一篇研究報告，即“Ancient Genomes Reveal Population Interaction at China’s North–South Boundary”提及，江蘇省徐州市南部直面江蘇腹地和安徽,東臨山東,西接河南;長期以來被認為屬於中原地區、東部沿海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的交匯之處。而考古學證據記錄其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漢代一直處於持續的文化融合(的十字路口)且受到多種不同文化傳統重疊的影響。從文化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徐州位於海岱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和江淮-長江下游文化圈的交會之處:它由來自北部與東部的“Dawenkou and Longshan traditions”、來自西部的“Yangshao–Longshan sequence”，以及南部凌家灘和良渚等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所塑造。為釐清史前時期“徐州人”存在哪些遺傳學祖源？他們與同時期的中原、山東以及江淮-長江流域的羣體有何遺傳學關聯？彼此文化交流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實際的遷徙和融合?為此，研究人員透過對從位於現代地表以下十餘米的(代表春秋宋國彭城的文廟考古遺址，隨葬品主要包括陶鬲、盆、豆、罐，以及少量青銅器，如斧頭、鑿、錛等)西周中晚期(填土為灰褐色黏土夾細砂長且方形豎坑)墓葬提取的三個從事手工工業生產或者社會地位較低的墓主的aDNA樣本進行全基因組分析:

其一，這三個aDNA樣本的線粒體單倍羣D4b2、C7a1和A6呈現出西周文廟個體的母係譜係的多樣性，其中，線粒體標記D4b2先前已在華北的山東和河南的aDNA數據庫之中具有出現，而線粒體單倍羣C7a1也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山東人”的基因庫之中。相較之下，線粒體單倍羣A6則在中國西北部，尤其是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新疆的aDNA數據庫之中出現。已知西周文廟個體中唯一的男性攜帶著在古代和現代華北人羣中具有普遍性的Y染色體單倍羣O2a2b1a1a-F5。總而言之，這些單親遺傳學標記顯示文廟個體或者羣體與不同時期的華北人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遺傳學關聯。而親屬關係估算排除三個樣本之間有著密切的家族關係。另外，純合性 (ROH)分析進一步表明，他們彼此之間不存在晚近的親緣關係或者近親繁衍的可能性。

其二，研究結果顯示，儘管該地區文化多樣性存續，但是西周文廟個體卻與同時代的中國東部沿海“山東人”和更早的“山東人”表現出驚人的遺傳學相似性且未發現來自晚近南方人和中原農業羣體的額外混合跡象。這種遺傳學同質性與文化趨同的考古學證據形成鮮明對比，似乎顯示不同的物質文化向西周時期的徐州的傳播並不一定涉及遺傳學上面不同的羣體的大規模遷徙或者融合。換言之，全基因組分析表明，這種文化多樣性並未轉化為廣泛的遺傳學混合。相反，這些文廟個體的遺傳學概貌主要由與“山東人羣”的親緣關係所決定，這似乎表明人口統計學之間的關聯比起單一的考古學證據所顯示的更受限製。先前的研究強調“山東人”的相對地理學隔離，這與中原農民和南方祖源的廣泛人口統計學巨大影響形成鮮明對比。這項最新研究結果挑戰之前的觀點，即顯示山東祖源(Shandong Ancestry)在西周時期向南延伸至徐州。為進一步剖析文廟個體的遺傳學背景，研究人員首先將三個樣本投影到現代歐亞遺傳學變異為參照的PC1和PC2之上，這三個個體均處於現代東亞人的遺傳學變異範圍，尤其是沿著PC1展開分析，這與整體的東亞人遺傳學概貌一致。為進一步研究東亞內部的羣體遺傳學結構，研究人員將比對範圍擴大到18個現代東亞人羣，其中包括屬於通古斯語族的烏爾奇人、赫哲人和錫伯族、藏族和阿美族和泰雅族代表的台灣原住民。實際上，西周中晚期的文廟個體生活在中國南北地理學過渡帶(Geographic Transition Zone),與先前公佈的以福建、廣西和雲南代表的南方人羣並不聚類。相反，文廟個體更加接近華北古代羣體，尤其與來自山東的王朝時期的“Shandong_CD”的aDNA樣本，以及與來自黃河流域的農業羣體聚類，其中包括與龍山文化相關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羣體(YR_LN)和青銅時代晚期至鐵器時代的個體(YR_LBIA)。相較之下，西周文廟個體與其他包括新石器時代山東羣體、時間可以追溯到14kya的黑龍江流域羣體、中國西北的古代羣體所代表的北方羣體的遺傳學距離更遠。

事實上，全基因組研究揭示華北複雜的遺傳學模式:雖然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人羣為後來的“中國人”(Chinese groups)奠定遺傳學基礎，但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基因組數據則顯示出來自南方祖源(Southern lineages)的額外輸入，從而塑造龍山文化人羣，並且在華北擴張。然而，在山東東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人羣表現出獨特的遺傳學特徵，即使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汶口人羣則受到中原地區的顯著遺傳學影響。相比之下，黑龍江流域羣體代表的古北東亞人基因庫在超過14,000年的時間裡面保持著強勁的遺傳學連續性。在中國的西北邊陲，這裡的早期的羣體亦呈現出顯著的遺傳學連續性，同時也反映東-西歐亞羣體之間複雜的混合狀況。在南方，比如來自雲南，以“Basal Asian Xingyi”為代表的aDNA的基因組數據記錄下深層且不同的南東亞祖源，而這些南東亞來源與大陸東南亞的和平文化覓食者(Hòabìnhian foragers)有所關聯。此外，來自福建沿海的aDNA樣本顯示出與當今南島語族羣體之間的遺傳學親緣關係(註:與此同時，來自廣西、貴州和四川的個體則攜帶多重東亞祖源的印記)。總而言之，這些研究發現表明，中國的羣體遺傳學歷史是由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的南-北遺傳學祖源之間平行發展和錯綜複雜的互動交織所塑造。

其三，“Outgroup f3 statistics”顯示，文廟個體與包括“YR_LN、Miaozigou_MN、YR_LBIA”在內的古老的中原羣體之間存在強勁的等位基因共享狀況。然而，與貫穿山東不同時期的人羣，尤其是與以“XZGroup、YXGroup、TLGroup代表的歷史時期羣體，以及與大汶口相關的新石器時代的“BQGroup”之間具有最多遺傳學親和力。這些發現似乎顯示文廟個體受到中原地區和山東沿海地區雙重的遺傳學影響。然而，與王朝時期的“Shandong_CD groups”相比，文廟個體與幾個山東羣體形成不同的分枝，並且與黃河流域相關羣體之間沒有呈現出額外的遺傳學親和力。同樣，與 “YR_LN和YR_LBIA”相比，文廟個體與山東羣體之間並沒有呈現出等位基因共享提升的狀況。有趣的是，與新石器時代早期山東人羣(Shandong_EN)相比，文廟個體
與來自“Southern China和Southeast Asia”的人羣之間呈現出額外的遺傳學親緣關係，而這種模式在歷史時期的山東人的基因庫之中也被觀察到。為了進一步分析文廟個體的祖源出處，研究人員使用qpAdm對其進行混合建模。而結果表明，僅使用“YR-related populations”的單向建模無法提供足夠的適合度，而使用“Shandong_CD groups”參與的雙向混合建模似乎能獲得可以接受的結果，即包含“YR-related populations和Shandong_CD groups”的雙向混合建模獲得P>0.05的擬合度，但是混合係數與非常大的標準誤差有關，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超過估算的比率。相比之下，使用“Shandong_EN”作為一個來源，而“Central Plains Populations”或者“Southern East Asian Populations”作為第二來源進行混合建模則產生穩定且擬合度良好的結果。即此模式反映先前對“Shandong_CD Populations”的研究結果，這些顯示文廟個體和王朝時期的“Shandong_CD groups均攜帶相似的祖源成分。綜合來看，來自南北分界線(Northern–Southern Boundary Zone)的文廟個體與歷史時期的“山東人”之間呈現出密切的遺傳相似性，這似乎反映跨區域的遺傳學同質性。他們的祖源可以被描述為早期山東人羣與來自黃河流域農耕人羣之間的混合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