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是我33年基金管理历史中最糟糕的一年，尽管当年开头的形势着实令人欢欣鼓舞。由于不得不平掉空头头寸，我们陷入了困境。巨额借款更使我们雪上加霜，我们现在已完全受制于贷款人。这三年里我们一直努力偿还债务，同时又要避免作出太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持有的证券的内在价值是高于它们的市价的，尽管由于普遍的经济萧条，它们的经营业绩也很差劲。
1930年，我们的经营亏损率为50.5%;1931年则为16%;到了1932年则只有3%——相对来说这可算是个胜利了。在1929年1月，我们颇为自豪地拥有250万美元的本金，但在1929年到1932年间（经济复苏之前）,我们损失了70%。然而我们还是很固执地按1.25%的月息向杰里和我本人支付资本利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到了1932年年末，我们只剩250万美元的22%的钱了。许多客户全部或部分地抽回了本金。鲍勃马罗尼就是其中之一。他非常抱歉地向我们解释：他要用这笔资金偿还其他债务（弗赖德·格林曼当时曾告诉我，当鲍勃发现自己百万美元以上的财富几乎全部亏损时，这位意志坚强、努力奋斗的爱尔兰人也不禁泪流满面）。我们按比例把一部分证券转交给马罗尼，同时也让他承担了一小笔债务。
我想，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只有一个人向我们的基金增加了投资。
这就是伊莱亚斯·赖斯，杰里·纽曼的岳父。他在我们的事业处于最低谷时投入了5万美金。这意味着由于他独到的精明眼光，他对我们的信任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回报。赖斯随时准备帮助我们，对此我是非常感激的。当他听说我们要卖证券还旧债而证券数量又可能不够时，他又额外拿出不少美国政府债券供我们支配，以便必要时增强我们的力量。不过事实表明，我们一直没有不得不要他慷慨解囊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来自格雷厄姆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