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立场与方法论重塑，始于2002年。当时，国内刑事诉讼制度正推行对抗制改革，跨学科研究方法方兴未艾。我带着这些“前见”负笈法国，却目睹了一场深刻的认知反差：现代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早已摆脱了“宗教裁判”的刻板印象，而我所熟悉的跨学科经验研究，在欧洲大陆的规范法学传统中也并非主流。起初，我并未预设必须追随欧陆路径。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化，我逐渐确信职权主义在理念与制度层面，都与中国刑事诉讼的内在需求更为适配。我坚信，法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规范本身，而非单纯的社会事实；法律的生命力不可能源于经验。因此，在我的学术团队中，任何研究都必须立足于法律规范，严禁完全脱离规范的空泛议论。我要求我的学生必须要有理论底色的自觉性，当他/她引用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证立自己的观点，就注定我俩师徒缘分走到尽头，不买全套书是挽回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