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写过这样一句话：“美丽是对幸福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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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一天，我和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一起参观巴黎的蓬皮杜博物馆，在博纳尔的一幅自画像前停下了脚步。博纳尔1947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在博纳尔去世前不久，卡蒂埃·布勒松曾为他拍照。照片里的博纳尔，裹在围巾和夹克衫里，戴着帆布帽，像一只配上眼镜的麻雀，整个人高大、佝偻、近视而又惹人喜爱。在这幅临终前完成的自画像里，博纳尔显得寒碜得多：色彩斑斓的背景下，一个老人在镜前游移，瘦削的躯干裸露着，头部肉鼓鼓的一团，晒得黝黑，脸部稍显模糊，眼睛深陷在脑壳里。在现代艺术中，此画当属最谦卑、最不滥情的自画像之一。
卡蒂埃·布勒松盯着画看了一会儿，转身对我说：“你知道，毕加索不喜欢博纳尔，我能想象为什么：因为毕加索没有温情。不错，画中的博纳尔是在朝镜里看，但这样的注解过于平白。其实，他的目光投得很远，很遥远。在我看来，他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画家。毕加索是一个天才，可天才和伟大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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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蒂埃·布勒松所说，博纳尔的作品很温和，观者需要耐心方可把握其准确的情感强度。人们可以从肤浅的层次去欣赏他色彩绚烂的作品，但你必须全神贯注才能真正领会他脆弱易伤的一面。

“他想同时捕捉存在与失落的感觉。”

他保存着里尔克的诗：
“你疲惫的眼睛几乎
摆不脱那饱受践踏的门槛，
你用那双眼，极缓慢地
托起一棵黝黑的树，
把它放在天空的背景下：瘦削、孤独。
而你由此筑造了世界。它很庞大，
像话语，在沉默中瓜熟蒂落。
而正当你的意志要抓住它的意义时，
温情脉脉地，你的眼睛松开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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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里，只有三次他记下了自己的感想：“一个人在说自己幸福的那一刻，他已然不再幸福”（1939年2月12日）；“无聊时独处要强过与他人同感无聊”（1940年9月4日）；“唱着歌的人并不总是幸福的”（1944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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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怀特菲尔德敏锐地评论：“人们常说他的画耽于声色享乐，但其实并非如此。他的画所描绘的是声色享乐之如泡沫般的欢腾，如朝露般的消逝。”这段话让我想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说吧，记忆》中我喜欢的一个篇章：卢卡叔叔在纳博科夫上课的书房里找到自己小时候读过的几本法文儿童读物。若干年后，纳博科夫又碰巧发现了这几本书，不由得回忆起卢卡叔叔当年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我又一次看到了我在维拉上课的书房，墙纸上蓝色的玫瑰，敞开的窗户，”纳博科夫写道，“它的映象盈满了皮沙发上端椭圆的镜子。叔叔坐在沙发上，兴高采烈地端详着一本破烂不堪的书。一份安全感，一份心旷神怡，如沐浴在夏日温暖的感觉，充斥了我的记忆。那份强有力的真实感让当前的一切如鬼魅般虚幻。镜子一时光彩四溢，大黄蜂飞进屋里，冲撞着天花板。”“一切如常，一切都不会改变，没有人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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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管家安托瓦内特·伊斯纳尔回忆说，他总要等上一段时间再去画妻子玛特为他摘的花，好“让花儿凋谢”，因为“他说，这样它们会更醒目”。在他的画里，万物在时间面前都会俯首称臣，除了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