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香港被形容為投訴之都？】

香港近年被冠以「投訴之都」的稱號，這個標籤並非毫無根據：從街坊對街道封閉、社區重建、鄰里噪音以至動物政策的反應，都經常以強烈的投訴姿態出現。媒體報道與社交平台上的怨氣又常常放大個案，讓單一事件看似代表整體社會心態。這樣，令人常覺得香港人沒有同理心、無人情味。

好像早前在鰂魚涌進行拆彈行動時，警方要居民短暫遷離、封路以保障市民安全，本應該獲得理解與支持。卻有人在社交平台上指責警方阻礙、抱怨封路帶來的不便，甚至以「那麼多年沒有爆過就不會爆為何要去折？」這麼自私的觀點去攻擊執法單位與其他市民的安全考量。評論反映出一種以自我便利為先的價值取向，社會失去對風險、責任與互助的整體考量。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寵物入食肆的試點計劃」時，部分沒有養寵物或不喜歡動物的市民馬上站出來反對，理由常見為「衛生問題」、「狗有細菌有異味」、「隨地大小二便」等。此類反對聲音往往缺乏科學證據支持，更多是基於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與社會刻板印象。

除了上述兩個明顯個案，香港社會還有許多生活化的例子可以觀察到類似傾向。公交的座位爭執、社區重建、在疫情期間的互相指責與社交排斥，都展現出一種優先考慮個人權益、忽視群體互助的行為模式。甚至有很多反對個案，例如政府回收粉嶺哥爾夫球場地發展，更加是損人不利己。土地發展對自己一點受惠也沒有，就抱着「仇富」、「我沒有你也不能有」的心態去支持政府收地。

這些現象並非單純道德問題，而是深植於城市結構──高密度居住、生活節奏快、私人空間少，使得人們更容易以保護自己利益為出發點，對陌生人、不同者採取防禦或排斥的態度。社交媒體則如放大鏡，將零散的負面情緒集中、再放大，快速形成社會情緒，進一步鞏固「投訴優先」的文化。從而造成香港人普遍被形容為偏向自私或包容性低，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制度性與文化性的互動。

首先，香港的法治與投訴機制相對發達，市民習慣以制度渠道尋求救濟，這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以「投訴」為主要互動方式的社會習慣。其次，經濟壓力與競爭環境令個體更注重利益保護，集體互助的動機被削弱。再者，缺乏長期社區營造與跨代溝通，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基礎薄弱，對差異的容忍度也自然下降。最後，媒體生態與社交平台的極速傳播特性，使得極端聲音容易被放大，理性討論反而被邊緣化，形成一個彼此指責、少有共情的溝通環境。

面對上述問題，解方需要從個人、社區與制度三層面並進。

個人層面上，教育與公共宣傳應重建對差異的理解與尊重，培養同理心與公共精神，讓市民在面對不便時首先想到的是協商與理解而非指責。

社區層面需要強化鄰里互助的機制，透過地區活動與共同參與的項目，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網絡。制度層面則要在保障基本衛生與安全的前提下，提供更多中立、公正的評估與調解機制，避免任何一方以偏概全地否定他者權利。

同時，媒體與平台應承擔起引導性的責任，不應放大某小部份人的負面情緒，應推動更深入而非情緒化的公共討論，讓不同聲音能在理性框架下被消化與回應。

若大家能從日常小事做起，將一時的不便視為公共協調的契機而非攻擊的理由，香港社會便有機會從「投訴之都」走向一個更具同理心與包容力的城市。面對差異，大家應選擇多點包容、關愛共融，才是這座城市走得更遠的路。

朱庭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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