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或学生写论文，最后总会给出政策建议。有一种思维惯性，就是建议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

但事实上，许多问题恰恰就是政府做了什么所导致的，应该建议的可能是政府不要做什么。

这也不只是学者的思维惯性。罗永浩和西贝吵架，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老罗在第一条微博中写道：希望国家尽早推动立法，强制饭馆注明是否用了预制菜。

这就是普遍存在的思维惯性：当人们认为社会中出现某个问题时，会第一时间想到让政府做点什么来解决问题，却不考虑政府能否解决、政府解决过程中会不会有其他预想不到的后果、是否存在政府之外更好的解决方式，甚至不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政府之前的行为造成的。

如果预制菜口味不好或者影响健康指标，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了。消费者不去，饭馆自然就被淘汰了。

即便预制菜与非预制菜在口味、健康等方面没有明显区别，但消费者就是恶心“预制菜”这三个字，只想吃非预制菜，一定会有饭馆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非预制菜且大张旗鼓宣传。

如果相当多消费者在意这件事，这种主动披露信息的饭馆就会赚得盆满钵满，其他饭馆要么效仿，要么被边缘化，所有市场主体都在自由选择中各归其位，问题也就解决了。

如果政府立法，要如何有效执行呢？派执法人员检查饭馆是否标注预制菜以及标注与实际是否相符吗？

那不管你在不在意预制菜，政府都要挪用你的税金多养一些执法人员，或者把一些更应该做好核心工作的执法人员挪用到预制菜这件事上——无论如何，都会以损害你部分利益的方式来执行。即便如此，也只能是抽检，无法全覆盖。

而且，在自由选择的环境中，饭馆只需要想方设法迎合消费者。但政府干预创造了寻租空间，饭馆收买几个执法人员就行了——或者，政府再挪用点税金，加大对它自己创造的腐败机会的监督和惩处，还能赢得那些被默默损害利益的群众的拥护。

更一般地说，人们寄希望于政府解决问题，就需要给政府让渡权力。即便政府利用其新增权力解决了问题，作为权力拥有者，它用权力做什么其他事、带来什么后果，就不是普通人能够掌控的了。

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政府利用新增的权力做了自己厌恶的事，要回之前让渡出去的权力，堪比覆水难收。

因此，我们要克服上述思维惯性，或者建立另一种相反的思维惯性：只有我们尽可能保留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