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暴论# 时值今日，我似乎越来越能理解苏东海先生在上个世纪末的思考——是否要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条件来区分博物馆学。从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博物馆有着不同的使命，比如地理大发现时代更多是收藏未知，启蒙运动时代更多是构建知识并加以传播，民主革命时代更多是构建民族国家的文化叙事，今日中国博物馆的历史使命，兼备上述历史时期的不同使命，甚至要为这些使命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中国的现代性还没有彻底建立起来），也具备后现代面对人群差异拉大，要在不同人群中建立文化公约数的使命。因此，不同国家，不用社会条件下的博物馆学应该是中观层面，也就是认识论层面上的，本体论和技术论层面依然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