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简单说两句。这些批评共同陷入一种术语误用和稻草人谬误：先虚构一个“后现代左翼”的极端立场（如完全否定个人努力、否定物质现实），再对此进行驳斥。后现代思想的核心并非否定主体性或物质，而是质疑那些被视为“天然正当”的概念如何被历史和社会权力所建构。例如，当左翼理论谈论“时代的馈赠”时，绝非否定个人能力，而是指出能力施展所需的机会平台（教育、医疗、社会网络）并非均匀分配。这种分析恰恰是为了扩大更多人的主体性空间，而非取消它。

所谓“后现代病”的指控，本质上是对批判理论或任何理论的心理和认知恐惧。后现代理论揭示“常识”背后的权力运作（如“成功靠努力”如何掩盖世袭特权），但批评者却将这种揭示曲解为“否定常识本身”。事实上，没有任何严肃的后现代学者会声称“物质不存在”或“语言即一切”，他们只是强调：物质必须通过符号系统才能被理解，而符号系统本身又受政治经济格局制约。例如，全球化供应链中食物的流动既是真的物质流动，可也是被贸易协定、劳动力性别分工等话语建构的产物。

这些批评的肤浅之处在于，它们用现代主义的二元框架（主体/客体、物质/语言）去切割后现代思想，而后现代正是要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指责后现代主义者“脱离生产”，实则忽略了他们对知识生产、文化再生产机制的深刻批判。这何尝不是一种生产？若只将“生产”定义为流水线劳作，反而落入了连这些人（经常想说点什么，觉得自己很懂而别人很蠢的启蒙人）都会反对的意识形态陷阱。

真正经历物质匮乏的人，或许比任何人更懂得“贫困”如何被话语塑造为道德缺陷，而这些正是后现代理论试图揭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