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越来越多早年凭借理想建立的博物馆与标本收藏，在急剧的市场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逐渐变成了一种尴尬的存在——它们既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却又难以融入当下的评价体系与资源循环。这也使得那些高度依赖实物收藏的自然历史研究，在海外蓬勃发展之际，我们却显得步履蹒跚。标本馆在整个科研生态中的持续缺位，导致我们很难开展那种深入、系统、甚至跨越代际的长期研究。
有人觉得西方标本馆的现状比我们好，是因为制度或管理模式的优越。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许多科研及文博机构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某种程度上正是在逐步引入西方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发生的排异反应。西方并非从一开始就依靠完善的国家体系。在其扩张期，大量的标本馆实际上是由私人兴趣和学者自发维持的；等到国家力量真正介入时，社会步调已趋于平稳，这些机构也由此实现了软着陆，并逐步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而我们几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我们在还没有充分培育起民间科学文化土壤的时候，就迎来了国家的超高速发展；在还没来得及系统整理自然家底的时候，就撞上了数字时代的巨浪。这一切不是谁的错，就是中国独特的发展语境所决定的，前所未见，也难以简单类比。它更像是一道代际的考题，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必须要有人关注、理解并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