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枷的“忠义”二字
李超德·文

重温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今天是特别的日子，马上就要直播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阅兵大典，伟大的胜利，感慨万千之间，忽然想起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

八十年前的9月2日，东京湾上，密苏里号巡洋舰静泊于此。一位中国将军徐永昌，身着笔挺军服，肩扛上将军衔，肃穆庄严，提笔签署受降书。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这声音穿越时空，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永恒注脚。镁光灯闪烁，将这一时刻定格为历史的瞬间，却得到了永恒。徐永昌面容沉静，不见喜色，亦无骄态，唯见眉宇间凝结着十四年烽烟与四万万生灵的重负。

众人皆谓徐永昌何以得此殊荣？盖因其人缘佳、资历深，无派系之累，且身性沉厚、处事稳健，忠义之名播于朝野。的确，在诸多将领中，他不似顾祝同等辈唯诺取容，而能持正守节，大局在胸。然这“忠义”二字，竟似一把无钥之锁，将他牢牢缚于时代的车轮上，不得自主。

徐永昌出身寒苦，历尽沧桑，凭自身奋斗先投阎锡山，后归蒋JS。军阀混战中，行走于各政治和军事集团之间。面对利诱，他能自释兵权，不恋栈位，已是难得。他曾主持策划、建言振兴绥远和山西经济教育，体恤士卒，不施暴虐，在浊世中保持了一份儒将风范。抗战期间任军令部部长，所有作战计划、调兵命令皆出其手，实为幕后运筹之关键人物，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并称“抗战四金刚”。三次长沙会战，他力排众议，支持薛岳“天炉战法”，终创大捷。然而这些功业，竟都被密苏里舰上那片刻荣光所掩，后人几无知晓。

抗战胜利后，徐永昌任职国防大学，专事培养军事人才，看似退出了内战漩涡，未上战犯名单。然“忠义”之性终难自弃。当傅作义北平起义，蒋JS命其前往绥远劝阻董其武将军起义，明知大势已去，他仍冒险飞赴包头。老友邓宝珊将军劝其留下共建新中国，他竟答：“政府好坏不计，我必穷其知，竭其力，以尽其责。”“政府好坏不计”！忠义至此，已为桎梏。二小时后绥远通电起义，他只身返回复命，恪守着那套“军人不降”的古旧信条。

赴台后，因曾对蒋JS有所批评，只得闲职度日。著书立说间，他对汪逆竟有异于常人的评价，认为汪氏降日“对国家并无多大损失”，不过自损名节而已。此论看似离经叛道，实则与他一生行迹暗合——在他眼中，忠义或许高于是非，个人节操重于家国大义。这种扭曲的道德观，正是传统“忠义”观念在现代政治中的异化呈现。

徐永昌病逝后，灵堂上的挽联颂其“事人忠而律己严”、“造诣深则所见远”。这些赞誉之辞，细思之下却透着一丝悲凉。他一生为“忠义”所困，犹如戴枷起舞，虽步伐庄重，终难自由。他的“忠义” 一方为人敬佩，从小处着眼，重要关头不出卖人，尽显个人忠义的品格。但在历史转折处，他选择了对个人的忠义，而非对民族的忠义；对旧主的忠义，而非对人民的忠义。

密苏里号巡洋舰上的荣光，原是一曲忠义的赞歌，亦是一出现代的悲剧。徐永昌其人，可敬亦可叹，可赞亦可悲。其忠义精神固然可贵，然置于历史洪流中观之，不免显得拘泥而陈旧。真正的忠义，当忠于民族大义，而非一人一姓；当顺应时代潮流，而非固守陈旧信条。徐将军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历史不会重复，却常常首尾押韵。今人回顾徐永昌，当知忠义虽美，需有智慧相辅；气节虽重，需与时俱进。否则，纵有密苏里舰上之荣光，亦难免成为时代更迭中的悲情注脚。

（2025.9.3晨间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