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政府是由人来运作的，而追求个人福祉以及个人或制度性的权力扩张，乃是人之常情——这一简单的事实必须不断强调，因为在悠久的知识传统中，人们总是把政府默认为不受此类激励与约束影响的特殊例外。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笔下公正无私的“哲人王”，到两三百年前重商主义文献中的卓越“政治家”，再到当代一些自称“实证社会科学而非价值判断” 的论著所构想的“公益型政府”。在这些现代文献中，正如其历史先例一样，政府从其他机构接管决策的行为，本身就被视为足以证明——几乎就是铁证——这些行为是为了“补救” 其他决策过程某种“非理性”的缺陷。 政府活动的简单罗列，就被当作证据——往往是唯一的证据——来说明“非政府机构”的“不足”， 它们“显然无力”应对问题，因此必须依赖国家干预。政府之所以采取行动，被描述为并非出于自身的政治激励和约束，而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切：所谓“兹事体大，不容袖手旁观”， 在“紧急状态”下，它“不得不”取代其他决策过程。 然而，这种图景却完全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即政治中存在生产或传播“紧急状态”的激励机制，用以为权力扩张辩护，并以偶发的紧急状态为由，创建持久性的政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