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致远必先器识而后文艺

《旧唐书》是后晋赵莹主持所编修，原名《唐书》。但是，北宋的欧阳修和宋祁也编著了一部唐书，后人为了两下区分，因此将赵莹主编的称为《旧唐书》，欧阳修所编著的称为《新唐书》。

《旧唐书，艺苑上》:“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苾与苏味道，谓人曰：“二子亦当掌铨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 “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后果如其言。”

《旧唐书》这段意思说的是:唐高宗时期的组织部长裴行俭很会看人，他说王苾与苏味道以后能身居要职。宰相李敬玄敬重初唐四杰，而裴行俭看法却不同。事实证明裴行俭的眼光独到，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王勃等四人，果然无一人能得以善终。

如果一个人的要想走的更远，首先要以器度和识见做为基础，然后再拥有才华和天赋予以加助，方能相得益彰。王勃等四人虽然文才出众，但是不沉稳，德行也不够，这种状况下奔向名利场，犹如飞蛾扑火。

从“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可以再引申到儒家经典《大学》。《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如何去获得认知能力？怎样才能客观的事实求是的进行自我能力的评估，好让自己坦然的进入到一个恰如其分的社会角色？

用儒家经典《大学》中的这段话来作为解答:“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可想而知，要对事物进行深入地了解，首先要善于分析事物本质的重点在哪？然后再去探求事物的原理和事物的运行规律。掌握了这些，事物的终始本末便会了然于胸。明白了事物的前因后果，缓重轻急的关系，你的思维已经接近于“道”的层面。

那么，何以为道呢？《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道，从字的形体讲，下面走之是行的存在，而上面首则是头的代称。也就是说，怎么走，往哪去，这得有头来思考决定。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但是，开始去走的人，他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感。只有先行者在前面去践行，才会有后来者的尾随和跟进。因此，行者人多，大道已成。

就像易经所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是抽象的，虚无的，仅仅是可以体会和想象的空间。形而下则是具体的，可见的，已有的东西。

最后再回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这句话上。什么是“器识”？有务实的能力便是。什么又是文艺？有务虚的精神则已。怎样才能致远呢？用务实的态度去打开务虚的想象空间，用务虚的精神再去丰富务实的当下。有识之士才能真正的做到“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

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德为先，才为次”的观念相吻合。孔子教学的核心就是先做人后做事，德为先，专业其后。他认为，学问只有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才是真正的学问。因此，“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不仅是对古代士人修身齐家的要求，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理想的体现。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强调的是在追求文学与艺术才华之前，必须先注重人格修养和品德培养。这一观念对于当代人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追求个人发展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以成为一个既有才华又有德行的人。

请欣赏《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作者：袁宗道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运才之本存焉。有意耀其才，则无论其本拨而神泄于外，而其才亦龌龊趢趢，无纤毫之用于天下。夫惟杜机葆贞，凝定于渊默之中，即自弢其才，卒不得不显。盖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也。今夫花萼蕃郁，人睹木之华，而树木者固未尝先溉其枝叶，而先溉其根；丹癯绀碧，人睹室之华，而治室者固未尝先营其榱栋，而先营其基者，何也？所培在本也。良玉韫于石，不待剖而山自润；明珠含于渊，不待摘而川自媚；莫邪藏于匣，不待操而精光自烁，人不可正睨者，何也？有本在焉，其用自不可秘也。而挽代文士，未窥厥本，呶呶焉日私其土苴而诧于人。单辞偶合，辄气志凌厉；词组会意，辄傲睨千古。谓左、屈以外别无人品，词章以外别无学问。是故长卿摛藻于《上林》，而聆窃赀之行者汗颊矣。子云苦心于《太玄》，而诵《美新》之辞者腼颜矣。正平弄笔于《鹦鹉》，而诵江夏之厄者扪舌矣。杨修斗捷于色丝，而悲舐犊之语者惊魄矣。康乐吐奇于春草，而耳其逆叛之谋者秽谭矣。下逮卢、骆、王、杨，亦皆用以负俗而贾祸，此岂其才之不赡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何也？其器诚狭，其识诚卑也。故君子者，口不言文艺，而先植其本。凝神而敛志，回光而内鉴，锷敛而藏声。其器若万斛之舟，无所不载也；若乔岳之屹立，莫撼莫震也；若大海之吐纳百川，弗涸弗盈也。其识若登泰巅而瞭远，尺寸千里也；若镜明水止，纤芥眉须，无留形也；若龟卜蓍筮，今古得失，凶吉修短，无遗策也。故方其韬光养嘿，退然不胜，如田畯野夫之胸无一能。而比其不得已而呜，则矢口皆经济，吐咳成谟谋；振球琅之音，炳龙虎之文；星日比光，天壤不朽。岂比夫操觚属辞，矜骈丽而夸月露，拟之涂糈土羹，无裨缓急之用者哉！盖昔者咎、禹、尹、虺、召、毕之徒，皆备明圣显懿之德，其器识深沈浑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读其训诰谟典诗歌，抑何尔雅闳伟哉！千古而下，端拜颂哦，不敢以文人目之，而亦争推为万世文章之祖。则吾所谓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也。譬之麟之仁，凤之德，日为陆离炳焕之文，是为天下瑞。而长卿以下，有意耀其才者，何异山鸡而凤毛，犬羊而麟趾，人反异而逐之，而或以贾爨，乌睹其文乎！信乎器识文艺，表里相须，而器识獧薄者，即文艺并失之矣。虽然，器识先矣，而识尤要焉。盖识不宏远者，其器必且浮浅；而包罗一世之襟度，固赖有昭晰六合之识见也。大其识者宜何如？曰：豁之以致知，养之以无欲，其庶乎！此又足以补行俭未发之意也。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明朝公安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第一。授庶吉士，进编修，终右庶子。明朝复古派的诗文，到万历中叶以后流弊日甚。袁宗道和他的弟弟袁宏道、袁中道，都以文学见长，当时称为“三袁”。他们极力排斥复古派的说法，提出比较进步的文体革新意见。在唐朝的文学家中，袁宗道爱好白居易，在宋朝的文学家中，他爱好苏轼，因此名他的书斋为“白苏斋”，著有《白苏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