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结构失衡是文化惯性、制度塑造、技术赋能的综合结果。重男轻女是长期维系血脉和经济安全的战略选择，从经济角度来看，儿子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劳动力，并为父母提供养老保障；儿媳负责额外的家务活动，带来的嫁妆还直接改善经济状况。社会文化方面，男性主导权力的分配，儿子对内可以延续血脉，对外可能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反映在方方面面，女儿必须嫁去另一个家庭，遗弃和直接/间接杀害女婴只是其中的极端做法。计划生育政策叠加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技术让生儿子的偏好变得更加刚性可实现，计划生育政策是生育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技术的普及导致出生性别比的显著上升。

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是102到107，自1980年代以来，该比值一路攀升，2000年前后稳定在120左右，2020年降至111.3。性别选择是全国性的问题，也是区域性的问题。首胎一般在正常值附近，二三胎的性别比可达150以上；在更低生育意愿和可能的情况下，性别选择将向首胎转移，中西部比东部更严重，农村地区比城市更突出。因为生育政策严格来说有三种形式：独生子女政策、一胎半政策和二胎政策，一胎半政策实际在巩固强烈的儿子偏好，没有出现普遍的婴儿潮也是因为在技术的加持下，可以选择性地堕掉女胎。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水平、受教育水平等都可以缓和性别选择，但较政策选择的辐射量级，最终结果是微妙的。

生育选择直接影响婚姻和家庭的形式及结构，下一代母亲数量的减少相关后代数量的减少，出生性别比越高，总出生率自然越低，衍生的一系列长期的人口和社会问题是时间的礼物。大多数人口将结婚，但1980年至2010年间，至少有2000万女性未被生育，也就不可能进入婚姻市场。适婚男女的数量差距巨大，导致一些人难以找到配偶，出现婚姻市场的挤出现象。中国男性的婚姻选择由其人数和年龄结构共同影响，跨阶层、跨区域婚姻的增加进一步放大性别溢价与阶层困境。从天价彩礼到跨国新娘，还是光棍家庭/村等现象的越来越普遍，底层适婚男性承接更多性别结构失衡的回旋镖。这不仅增加社会保障的负担，带来的心理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本身加剧量化这些问题的难度。

婚姻市场的挤出效应是性别结构失衡的自然结果，由此引发的重男轻女的选择改善也是够可笑。婚姻从来不是个人的私事，家庭本就承担着很多社会职能，把问题关在家门内可以节约很多治理成本。政策选择的底色从来都是资源配置，老爷们的添柴加薪还是口惠而实不至还得女性来背锅，虽然性别对立自带治理困境。

一觉醒来没了，那我再发一遍，这本集子其实说的非常非常含蓄[二哈][二哈][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