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某莹事件的这次处理，从调查组的依据看“依据《党纪律处分条例》《党问责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和机构严肃追责问责”，这个处理是“党纪政纪”处分的范畴。

网上很多朋友说：“处分太轻了”。这有两种解读：一是“党纪政纪”处分，本身裁量就明显“偏轻”；二是“党纪政纪”处分远远不够，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前者，中国体制内的“党纪政纪”处分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本身就是自成体系，裁量标准不像刑事司法那么刚性，弹性空间大，这方面我个人不便发表评价；对于后者，是否涉嫌刑事责任，从目前看现有公布的事实看，要达到入罪标准（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伪造印章类）还是挺难的，当然后续如果有新的犯罪事实出现，也是可以继续追究刑事责任的，而且应当追究。

这个调查结论，为啥“社会反响”不好，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原因：一方面，是我昨天说得“塔西陀陷阱”，公权力机关与普通民众存在一定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对于医疗、教育这两个领域的“不正之风”存在巨大的不满，希望可以“乱象用重典”，整治行业不良风气。

总之，董某莹事件，涉及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范畴的多个视角，大家在网络上“激辩”和“质疑”，只要在合法合理的框架下，并不是坏事，可以让我们的国家机关意识到：治理国家和社会并不简单，需要在“法理情”间寻求“最大公约数”。

#董某莹成绩单造假##人民日报评肖某董某莹事件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