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媒体爆料中金公司问题的消息并不多。但今天看到这个消息，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年纪大了，喜欢回忆，也想顺手做个文字记录。以下是此时有感：
1995年96年间，我要离开证监会，曾经想过加盟筹建中的中金公司。那时经过与外方代表林重庚先生，中方代表汤世生先生面谈后，还经过了专程从美国过来的理查德等专业人士的面试。当时给我的offer是组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年工资20万美元，外加年终奖不低于10万美元。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选择了华夏证券，一年6万元人民币。这个决定过程当然是有纠结的，但作出最后决定的理由是，既然要回国，当时想的是报效祖国，就是要了解国情，脚踏实地。出于这种考虑，华夏证券作为国有企业和中国三大证券公司之一应当是最好的选择；与摩根斯坦利合资的中金公司，虽然待遇好名声大，以后在国际投行界选择也更多，但中外合资公司对于中国A股市场来说，毕竟是中外合资，有点飘在空中不土不洋的缺陷。
我在华夏证券干​了5年，组建并负责了经纪管理总部，清算中心，电脑总部；主管自营与资产管理部；日常负责投资银行部日常管理；组建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并兼任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华夏证券研究所所长和中英合资的瀚蓝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在华夏证券期间，于1998-1999年还帮助深圳市政府组建了深创投公司。
​当年，华夏证券曾经是股票经纪业务第1名，超过了当时第2和第3名的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合并在一起的申万证券；出台了一本全程规范经纪业务和营业部运营的规则全书；1998年华夏证券实现全国联网集中交易集中清算；投资银行部5家上市公司中，我直接主办了两家。
我兼任并作为一把手管理的华夏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当年在研究业务中的市场份额超过60%；从华夏证券外获得收入的30%作为研究所的奖金激励研究团队。“滥发奖金”，是在我离开华夏证券的离职审计中两个问题的一项，但我自己从中没拿到过一分钱，因此也没什么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完全也是为找问题而找的，现在也记不清楚了。今天我可以很欣慰地说，在兼任华夏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期间，1997~1999年，我邀请老东家法国CDC等的分析师来华夏证券进行了16场培训，涉及经济金融、宏观、策略、行业分析和上市公司分析等领域，现在大家见到的分析师职业规范和分析方法内容等是一脉相承的；受培训人员超过3000人次。据我所知，此前没有人在中国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兼任华夏证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期间，华夏证券所有业务部门都在上海，实现总公司业务管理与上海分公司合署办公。
瀚蓝（Heartland）基金管理公司设计并推出了国外投资者可以分享中国股市上涨的“基金〞产品。据我所知，这是A股市场有此功能的第1个创新产品。
​我选择不再参与体制内的监管部门（CSRC）、国有企业（华夏证券和华夏基金公司等）、国有主导的合资企业（中金公司）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深创投等），源于这样一个潜意识， 离“很黑、很乱、很危险”的地方越远越好，中国先贤先哲有训诫“不立危墙之下”、“危邦不入”。
30多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中，出事的证券公司和他们的领导人数不胜数。证券公司的重组改名就相当于死过一次，现在还保留着刚成立时名称的证券公司还有几家？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凭感觉，曾经有过的证券公司应该至少200来家吧，但至今保留原名的可能不到10家。大家对证券公司领导人出事，早已习以为常。很多年之前，有位证券公司董事长朋友出事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是证券业的“宿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宿命” ，是天理不公的“宿命”还是天理犹存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