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ples and a Feverish Dream

错过了航班，我回到那不勒斯，行李飞了，药丢了。
没有药，我昏昏沉沉地度过一夜。天亮，我上街找诊所，想重新开处方。

离开之前，我想过那不勒斯会不会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这里街道像中世纪的立体书般展开——宽一些的鹅卵石路像动脉，细窄的巷子如毛细血管般交错；路面高低起伏，汽车在上面行驶像马车一样颠簸。五米高的木门，生锈的锁，废弃的电梯，沉重的石头台阶。

天空中电线如同蛛网般密布，好像利威尔随时会带着调查兵团迎战巨人。
Bang！马路上一声急躁的鸣笛，嘈杂的人声如同山洪般倾泻——那不勒斯的语言像爆炒的油锅，“滋啦”一片展开。街边是一片片高饱和度的商铺招牌、马拉多纳的头像、披萨，面包房炫耀着霸道的香气。
一切那么多混乱，像年轻的摇滚乐团，狠狠甩着吉他拨片，敲打牛铃。我本不喜欢混乱，却又被它不由自主地吸引。

导航显示我到了诊所楼下。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少年走进门，一扇疲惫的铁门，墙上满是涂鸦。诊所在二楼。
我拿出精心准备的意大利语病例翻译，护士用纸笔和我交流——拍照、翻译，一句话一页纸。最后的结论：今天办不了。这是自昨晚以来的第四次碰壁，我已不再失望。

我下楼，去隔壁药房碰碰运气。一个已经满头银发的店主看了我的病例，正要给我拿药；隔壁年轻护士在清理一个流浪汉屁股上的伤口，裤子半挂着。她听到老人念药名，走过来拒绝：“必须有正式的意大利处方。”

我走回路口。
我到底在哪里？头顶是电线还是轨道？失眠之后，世界像掉帧的视频，一晃一晃地从我眼前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