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逻辑（上）：为何要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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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一段历史讲起，众所周知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一个重要理由是，天下财富是恒定的，不是在官就是在民，官家要聚敛财富，就必须从民那里征收，这就必然导致负担加重民不聊生。司马光这段话，反映的是古代经济的事实，即农业时代财富是不增殖的，教科书常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是这个意思，生产多少最终都要被消耗掉，没有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因为生产几乎没有剩余。古代农业经济，其实就是在封闭体系内“生产-消耗”的循环。这个意义上，司马光讲得是很对的，所谓理财，其实就是国家变着法子从民间收钱，那当然太不正义，吃相也太难看。

但王安石错了吗？真正对的其实是王安石，原因就是司马光和他背后的士大夫阶层在避重就轻。他只讲了官和民的对立，却有意隐去了存在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实，这个中间商就是士大夫阶层以及与他们有密切关联的商人。众所周知，宋代商业繁荣，在封建时代够得上是重商主义王朝了，然而没有生产力跃升，生产剩余少得可怜，它发达的商业是怎么撑起来的？答案就是士大夫和商人敛财。比如朝廷每年要给辽夏价值五十万的岁币，这笔钱是让异族赚走了？并不是，游牧民族生产能力差，基本生活物品都依赖与宋的贸易，他们拿到钱后，就拿钱买宋朝的粮食和手工业品，这笔钱就完整流回了大宋的土地，但转了一手，从朝廷手里到了商人手里。商人低价从农民那里收购物资，再高价卖给异族，等于最后朝廷的岁币的一部分永远落进了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士大夫的口袋。但朝廷每年还得出这笔钱，这笔钱的负担主要来自对农民的税收，农民卖物资给商人得了四十万，却要承担五十万的税收负担，而商人赚了十万交商业税一两万，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钱了。

这其实相当于中央银行每年拿出五十万两硬通货放水，商业经济和市场当然被刺激起来了，但流通中的利润也全被商人赚走了。宋朝这样的放水漫灌的行为很多，比如连年打仗持续投资军事，比如给官员发高工资，这些钱最终都扔进了汴梁的繁华酒肆里，以至于商业税规模一度超过农业税，然而朝廷为啥一直赤字呢？废话，这个钱本就是朝廷放出去的，转了一圈缩水了再收回来，而农业税那边又很难有质的增长，结果不就是入不敷出了。而农民既要给朝廷纳税，又要供应城里繁荣的商业和市民生活，活不下去了只能借高利贷，高利贷还不上只能把土地低价抵押给商人，商人和士大夫就控制了天下的生产资料，生产最终完全给他们这些中间商服务了。黄河决堤治不了，西北边患解决不了，农民一直活在破产边缘，政府慢慢快成吃干饭的摆设了。

按司马光的理论，天下之财七分在士大夫和商人手里，这才是所谓藏富于民的真相。所以王安石要做的，就是把钱从他们手中拿出来一部分，给政府用来办公共事业，也让农民负担没那么重，注意不是减轻农民对朝廷的义务，而是减轻农民对商人的上供，所以变法也不是搞福利，但也不算盘剥农民。这时的宋代商人，已经和士大夫甚至和皇亲国戚深度绑定，他们的反对声，当然也就演变成了朝内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宋朝那种商业文明，其实是伪商业文明，完全是靠政府投资撑起来的浮华泡沫，所以也脆弱至极，开封城昨天还在纸醉金迷，今天就成了残垣断壁了。金国的战斗力在古代游牧政权里甚至排不进前列，但他们就像一个莽汉朝着危房踢了一脚，这个危房竟然就塌了，这就是在农业时代搞商业文明的后果。本质上是农业生产力背景下，不存在大力发展商业的条件。小范围的商品交换有利于促进社会福利，但由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产出工业品，社会财富没有增长，流通只会像司马光说的，左手转右手，甚至每个环节有人克扣一点囤积一点，越流通财富越缩水，只会加速社会资源向少数人聚敛，贫富差距增大不说，朝廷也没钱搞国防水利等公共事业，这就是国家的空心化。即使是今天，金融带来的空心化问题都是社会的痼疾，别提那个年代了。所以农业时代的商业，是没法和今天同日而语的，商业文明缺乏给社会带来加成的条件，也就不会如某些人所想如果古代坚持搞商业面向海洋就会建立一个更开放更繁荣的文明。中国古代官方也要发行货币，但这个货币是流通的润滑剂，是方便朝廷记账农民交税和民间物资的必要流通的，真正的硬通货一直是粮食。对商人的认识，汉代晁错的《论贵粟疏》里总结得很明白，也基本代表了古人的总体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