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妇女问题” 为导向的妇女研究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新文化时期的知识精英们正是通过“妇女” 和“妇女问题” 的发现，揭示了当时社会问题的症候。而如今“性别社会学”的出现与成长，伴随的正是作为革命传统的“妇女研究”的相对“退潮与消隐”。

如果将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作为分水岭，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内性别相关领域经历了一个由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的转变。 这并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而是“体现了研究立场从妇女本位向性别本位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以妇女解放为目标的极具政治色彩的妇女研究，朝着以追求知识的普遍性为目标、更具学院气质的性别研究的转向，它延续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流行的某种程度的“去政治化”倾向，因此与社会学重建之初所追求的规范化、专业化潮流不谋而合。

2012 年以来的十多年间国内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进入了与此前极为不同的阶段，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当下性别研究相关话题的敏感化以及可触碰的学术空间的日益压缩或划界。 甚至一些学术会议或者发表有时不得不出于避嫌而与“女性主义”的称呼割席，改为更与本土国家话语相匹配的“妇女发展” 等表述。其原因除了全球范围内性别议题的普遍政治化所带来的国际大环境的冲击之外，另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性别本身所具有的私人性、话题性和争议性使它同时具备了高流量且相对安全的特质，在国内网络和数字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可避免地成为不同类型网站与社交媒体现有空间里硕果仅存的内容生产宠儿。在这样的文化生态和社会语境下，“性别社会学”作为更具中性色彩的学科名称或许是保全学术边界不受外在过多惊扰的最佳选择。

——摘自《性别何以社会学?: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及其生成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