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加特出身于平民阶层，他从小在工人阶级聚集区长大，但是他有机会接受了高等教育，实现了阶层跃迁。用埃里蓬的话说，他是一个典型的“阶级背叛者”。童年的生活在霍加特的心里埋下了为平民阶层争取文化权利的种子，他的许多作品采用自传体民族志的方法，通过描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为工人阶级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辩护。但在埃里蓬看来，霍加特作品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试图规定工人阶级必须呈现出什么样子。霍加特颂扬他记忆中工人阶级的典型生活方式，例如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他担心这一角色会因受到大众文化转型的影响而消失。也就是说，霍加特的作品旨在为工人阶级提供一种形象，他赋予了工人阶级一套固定的惯习和价值观，而将不具有此类特质的人剔除在工人阶级之外。

埃里蓬质问道，难道自己的祖母算作工人阶级，自己的外祖母就不算工人阶级了吗？霍加特竭力赞美一个他不再属于的世界抵御变化的能力，他的作品无异于一种怀旧哀歌，他书写他所来自的世界，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肯定其正当性，他为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文化剥夺感到愤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留和延续它，他对工人阶级传统形象的崩坏表示悲痛[2]。从这个意义上讲，其思想也是保守的，只不过保守的对象是自己对工人阶级的想象，他同情工人阶级的遭遇，却偏爱工人阶级的循规蹈矩。埃里蓬指出，这种关心的情感并不假，但仅限于抽象的关心，且体现出极为深刻的偏见。

埃里蓬反思道，自己也曾犯过本质主义的错误。在上大学期间，他选择认同马克思主义，他承认他的初衷一方面是通过美化工人阶级，来肯定自己的出身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是通过想象自己恢复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来消除自己对原生世界的“背叛”。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的他认为他父母的生活方式应当受到批判，因为他们会选择通过信贷方式来获得他们想要的消费品，小到电视，大到汽车。

埃里蓬认为这是小业主心态作祟，致使他父母陷于消费主义陷阱，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太可能再去参与罢工，因为他们每个月要面临的账单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埃里蓬痛恨父母的“资产阶级化”，他们喜欢吹嘘某样物品的价格来表明自己过得很好。后来埃里蓬认识到，他上大学时的观点存在偏颇。对当时的他而言，他颂扬想象的工人阶级，只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远离真实的工人阶级。

他批判父母的生活方式，是为了借此表明，他与他父母不一样，他进入了合法文化的世界，他进入了那些有兴趣拜读马克思的人的世界。他沉溺于书本中的工人阶级形象，却忽视了现实中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他父母只是想改善生活质量，他们有什么错？难道因为他们通过尚在承受范围内的信贷方式来获得他们想要的消费品，他们就不再属于工人阶级了吗？另外，工人阶级也并非一成不变，六七十年代的工人阶级与三四十年代的工人阶级其经历、其欲望、其生活方式不可能完全相同，假定过往的工人阶级的典型生活方式仍适用于现在，何尝不是一种刻舟求剑。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学说，它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呈现出什么样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生活困苦、缺少财富只是特定历史阶段显示出来的经验现实，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无产阶级的贫穷是相对贫穷，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上升的，只是因为不符合自己对工人阶级的想象就要批判工人阶级改善生活质量的行为，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埃里蓬承认，有的时候，工人阶级并不想“革命”，而更想要有一栋“自己的独家小楼”。

更进一步地，甚至工人阶级并不天然地支持左派政党。如果假定工人阶级必须寻找代理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那就必须承认他们有拒绝被原代理人剥夺利益而选择更换代理人的权利。批判或激进左派若是无视工人阶级的现实需求，只顾自己的宏大叙事，去营造一种“左派的神话”，看似忠诚于工人阶级而实际上背离了工人阶级，那就自然得不到支持。

不过埃里蓬承认，霍加特的作品仍有其价值。霍加特的代表作《识字的用途》出版于 1957 年，当时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界和学术界盛行“中产阶级论”，这种思想将社会世界视为一个纺锤形结构，除了两头的少数人之外，绝大部分人都属于整体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为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开展，传统的工人阶级将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将成为“没有收件人的来信”，所以应当“告别工人阶级”，调整政治策略，以解决普遍的人类利益问题。埃里蓬认为虽然霍加特走进了本质主义的误区，但是他的姿态仍然可贵，他的作品是对所谓工人阶级消失的论调的有力回击。工人阶级从未消失，只是他们在国家的官方话语中消失了，社会世界仍然是金字塔结构，只是塔底的大部分人被刻意忽视，因而总体看来犹如纺锤。埃里蓬将工人阶级的这种话语权缺失视为工人阶级被文化剥夺的结果，也就是如上文所述的学校制度的结构性排斥，这难以避免地导致工人阶级在学术生产过程中的缺席。面对这种情形，与其相信特权阶层居高临下的判断，实现了“阶级背叛”的工人阶级子女的论述反而更值得接受。

霍加特认为向工人阶级传授合法文化有助于改善这一状况，埃里蓬则指出这是一种天真的合法主义，霍加特由衷地相信合法文化的价值，反而帮助确认了合法文化的统治地位。在埃里蓬看来，更合适的做法是重建工人阶级的谱系，不卑不亢地重新占有工人阶级文化，逐步打破社会等级秩序的运作及其再生产，直到所有的文化有差异但平等地存在。

——摘自《迪迪埃·埃里蓬社会变革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