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直言，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和文化建构的性别之间可能存在一个根本的断裂，“即使我们暂时假定二元生理性别具有稳定性，也不能因此断定‘男人’这个建构绝对是男性身体衍生的自然结果，或者‘女人’只能体现女性身体”。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性别比生理性别更灵活、更流动，那么，“即使生理性别在形态和构造上毫无疑问是二元的 （这将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也没有理由认定社会性别应该只有两种形貌”。性别二元论的假定隐含地保留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是一对模仿关系，社会性别反映生理性别或受到生理性别的限制。在这里，巴特勒既没有把社会性别看作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也没有把生理性别看作是自然的而非文化的。因为在她看来，生理性别从本质上也是被建构的，其表面上的自然事实也是由权力话语塑造的，它与社会性别一样都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因此，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并没有本质的区分，生理性别一开始就是社会性别，二者的差异只是一个强调性别意识的物质基础，一个强调性别意识的精神内涵而已。

——摘自《异类麻烦：对巴特勒酷儿理论的批判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