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企业老板装扮成农民工直播# 】
凌晨四点半，贵阳一片空白水泥地，密密麻麻人群像是从地下冒出来，有人提着塑料桶，有人背着竹筐，拎着扁担，戴黄色安全帽的人群摩肩擦踵，喧嚷中自成气势。这就是贵阳最大的零工市场，因其庞大，它在互联网上成为了一种奇观。最多三千人聚集于于此，只为寻一个日结工的机会，贵州话叫“找活路”。

市场旁马路上停着十来辆面包车，车主是招工中介，行话叫“摆车”。在这个市场上，他们似乎是手握生杀大权的人。曲姐就是其中一位，她五十出头，眉是纹过的，在车里昏暗的灯光中看去像是化了妆，有一种和这个灰头土脸的市场格格不入的精致。她在车里自拍对口型唱歌短视频，称这是穷开心的娱乐方式。相比起同行，曲姐是那种更加努力的人，她离异，带着一个女儿，每天三点起床，给女儿做完饭后，无论有活儿没活儿，都会来这里摆车，她对自己的要求是电话24小时在线，全年365天无休，每天都发充满正能量的朋友圈。她说：“我们和他们其实是一样的”，都仰赖生物链更上层的人，自己确实比打零工的人赚的多一点，一个月五六千块钱。

50岁的老孔在市场六七年了。来这里之前，他在贵阳一家车辆修理厂工作，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后来厂子倒了后，他想做点小买卖，把十几万积蓄投入了别人介绍的蔬菜生意，结果对方卷钱跑了。前些年，他参与过一个国内某知名房企投资上千亿的大项目，他被雇去工地上搬外立面的大玻璃，一天能赚一百多块钱。但2022年这家房企资金链断裂，欠他的一万多到现在都没要过来。前两年他胃病做手术，又欠了银行一万多块，他也不知道生活怎么就一天天变得千疮百孔，补无可补，只好学会不再为此焦虑，他说，钱还不上就还不上吧，“钱到穷人手，要等穷人有。”

36岁的黄飞在市场八九年了。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他有一双大得有点突兀的眼，抽着烟，头发乱得像鸟窝。去年攒七八千今年全输在189赌博上，他气愤觉得有人做局坑农民工，决定暂时不玩了。他住在零工市场对面的一座矮山上，230块钱一个月的民房里。他平时最常吃的是清水挂面，手机已经欠费停机两个多月。他不太为这种贫穷感到苦恼，拥有一套自洽的生活哲学：“有钱就吃好一点，没钱就吃不好一点...穷也穷不死人，富也富不死人。”

他用一种勤奋、甚至称得上审慎的态度应付自己的处境，每天四点起床，很积极地找活儿，也认真地挑选活儿，他算过，自己每天销至少要四五十，太便宜的活儿不能接，至少要一百七八一天才可以，“只要人不懒，天天都有活。”
在绝大多数时间，零工市场的气氛是疲惫而麻木的。重体力的劳作、无休止的寻觅以及寻觅不得的失望和倦怠塑造了人们的表情，很难在他们脸上见到激烈兴奋的情绪，但辉哥是个例外。

早上六点半，在远离马路的角落，42岁的辉哥带着黄色安全帽，穿着一件后背写着“农民工”的荧光背心，以熙攘涌动的日结工人群为背景，用一种极其夸张的肢体动作在做直播。他在镜头前动作很大地走动、蹦跳，说话时语速很快。当直播实时观看人数300时，他蹦得很高，声嘶力竭地吼：“我就承认我就是个土老冒儿！土农民工把直播间干起来了！……我要火了，大家来看，我火了，一个新人新小白把直播间带上去了！”吼到最后他看上去已经癫狂。

他直播才一个月，但在短视频网站上已经拥有1.2万个粉丝。离开镜头的辉哥是那种看上去冷静而精明的人，和镜头前的疯癫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他说直播了一个半小时赚了1100块。而在直播之前，他精心挑选过地点，考察了贵阳所有的零工市场，眼前的这个人最多，流量也最大。这里已成直播奇观：有穿艳红西装的男主播，也有年轻的女律师在这里开发案源。

但辉哥不是贫穷的农民工，非但不穷，反而十分富有。在天眼查上，辉哥是一家注册资本1676万人民币（实缴）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个人持股62.89%。他毕业于武汉的一所重点大学的土木专业。毕业后先做了几年房地产项目经理后就出来成立公司单干。赶上了中国房地产的金色时代，他慢慢从一个包工头做大做强，后来能承接一些政府的扶贫和搬迁项目，巅峰时公司每年能承包三四十亿的工程。

很难想象辉哥这样一个人，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开着宝马，穿过大半个贵阳，把车停在零工市场一公里外的停车场里，然后走路来到这里，穿上荧光背心开始扮演一个农民工。在镜头前手舞足蹈，为一个20块钱的黄桃罐头展现出一种无法遏制的喜悦。一到两个小时的直播结束后，他再开车去公司上班。

辉哥说做直播是出于一种更大的野心，他想打造一个个人IP，在IP基础上建一个工程行业的平台，在他的宏大蓝图中，所有和工程相关的企业、工人、商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注册、发布信息，并达成交易。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辉哥愿意短暂地牺牲自己。公司的财务曾来看他直播，说：“老板，你好歹是个老板，像个猴一样，你都不怕人笑的吗？”他回答说：“我就想达成我的目标，我不偷不抢的是不是？我这个人反正是能屈能伸。”

这个市场上有很多人想要成为辉哥，阿勇是其中之一。阿勇是那种有点内向的人，他羡慕辉哥那种癫狂的风格，他觉得想成功，就得发疯。但他发不了疯，距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13岁男孩因被父亲殴打流浪5年# 阿勇说母亲去世后，父亲总是打他，有时候不敢回家里睡，就在村里的野地凑合一晚。13岁的一天，父亲再次打了他，他决心离家出走，走了整整两天，150公里，走到了贵阳，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他再也没有回过家。有人带他去深圳打工，因为没有身份证，厂子不敢要他，他在深圳流浪了四五年，在垃圾箱里翻找吃的，去饭店后门要剩饭，捡瓶子，睡在马路上。 但他遇到了一些善良的人，有一家做酸辣粉的馆子，老板娘会把剩饭剩菜和啤酒饮料瓶子留给他。还有一名义工救济他，为他提供过伙食和短暂的住宿。阿勇说，流浪的时候，他曾经想过自杀。义工正好在那个时候找他，两人聊了一会儿天，阿勇最终没有把自杀的念头付诸实践。义工后来给阿勇介绍了一份工作，在湖南湘潭的一家养老院做护工，他攒了一点钱，回到了贵阳。

现在他偶尔会回村里，和父亲的关系依然恶劣，父亲觉得他没出息，开直播很丢人，“不务正业”。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正业，生活看上去很难变好了，他经常去喝那种酒精勾兑的劣酒，最严重的一次，喝到了胃出血，尽管如此，他还是戒不掉，“我们这种人，什么都没有，无依无靠的，喝完酒后就睡觉了，就不去想那些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