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当时多数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很多地方无法保障民众最简单的生存需要，能吃饱饭成为广大民众最基本的愿望，因此许多人上河工就为了一口饭吃：

……采访中，有民工说：“年轻的时候光去挑河了，这儿那儿的，挑了十来年，为的嘛呢？没得吃啊，为了省口吃的，哪有的吃啊，分那么点粮食，出去个小伙子家里凑合着可以多吃几天，家里不少分东西。出去一个小伙子呆上一两个月，省不少吃的。俺们一个小伙子顶家里好几个人吃，小孩吃不多，吃点就饱了，俺们吃少了能干活吗，当时又没油水，一年不见一点油，分个三斤二 斤的芝麻也卖了。

而这些农民们在海河工地上的“饱饭”，即便以当时的眼光来看，也是极其粗劣的。虽然当时的农民早已适应了艰苦的生活，对吃粗粮本身没有什么意见，但是粗粮中的高粱面（指红高粱，当地习惯称红粮）还是让民工们叫苦不迭。

例如1973年冬在宣惠河的施工中，民工们就反映“我们进场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现在连起子（发酵用）碱面等副食供应还跟不上，高粱面制的干粮其硬无比，因此民工的发病率较根治其他河系时高得多。”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75年春的沧州地区，当地后勤组基层干部向上级反映称，“民工进场半个多月，苏打、碱面没调进来，吃红粮百分之三十五，猪肉有供应指标，没供应河工，民工的吃法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饮食结构，直接导致了大批民工因为食用高粱面致病，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的统计就披露了当时的情形：

……如清河县团，出现肠梗阻一名，痔疮患者三十八名，肛裂一百四十五名，这些比较严重的病号占民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临西下卜寺连队，五百名民工中，大便干燥即占四百零二名。平乡后姑庙连队百分之六十的民工患胃病。

从以上数字看出，严重的病号占到民工总数的10%，大便干燥者占到 80%，患胃病者占到60%，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而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局还一再削减民工的食用油份额，1974年河北省粮食局在下达春季工程的粮油指标时，就将河道工人的分量从每日一钱五减到一钱二，水库工人从每日一钱三减到一钱。后经治理海河工程部的抗议，才调整为河工每月四两油，水库工每月三两半。

但以1978年为分界点，情况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民工的动员工作越来越难做”。1979年时沧州地委书记在一次讲话中说道：
“近几年来，情况变化了。社员出工，很多地方不是报名，而是抓球（阄）排号，甚至雇佣出工。给粮食、给钱、给手表、给自行车、给麦田，甚至卖了东西雇民工，每人一二百元，五花八门”。

例如在保定的涿县（今涿州市）官庄大队，过往每期修海河出工，除了生产队供给吃的、用的以外，每人再给六十多元钱。可是在1979年春季出工时，人们嫌钱少，没人去。全大队仅出两个民工，一连开四五天会动员不出人来。有的社员向支部书记说：“情况你也知道，人家城关一些大队是一人给二百，咱们是穷队，不说二百吧，也得一百五。”后来书记好说歹说，才降到一百一十四元，接着又讲好了吃的、用的，才定了两个民工。

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社队，甚至还出现了雇人上河工的现象。1979年冬季工程中，安次县马道口、落垡、东安庄3个连队中，有6个大队选择雇佣山东和沧州到本地窑厂做短工的人出工，每天报酬2.5元，口粮管够；永清北辛六连队代小营大队动员民工时尚缺一人，便出价200元，雇佣了河间卧佛堂在当地打短工的一人。

之所以出现这种转折，就是因为随着公社的解体，农民拥有了更多的收入渠道，不再像之前集团化时期一般可以随意驱使。同时社队干部对农民的人身支配也开始松动，像之前一样强行派工往往会激化矛盾，因此干部们也更愿意用物质奖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