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的女性电影：是质疑是争议，还是可能性的胜利》

女性话题的讨论在国外已经源起很久了，但在国内，因为《爱情神话》和《好东西》的出现，也许近几年才算是萌出。也因为为女性发声的作品、为女性讲理的舆论，在渐渐明朗和反复提醒，我们也才逐渐有了更清醒的目光，去看清过去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些不可思议的事。

想从《芭比》说起：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好像人人都看过它。

这是一部有些怪异、充满了陌生视角，既令人新奇、解气，却又不敢贸然鼓掌的电影。格蕾塔·葛韦格可以说是我最爱的女演员和导演，我曾在她出演的《弗兰西斯·哈》和《美国情人》里看到最平凡笨拙、脆弱敏锐的自己，也在她导演的《伯德小姐》、《小妇人》、《芭比》里感受到女性隐秘伟大又平静谦逊的品质。

可在看完《芭比》后，我确实没敢贸然拍手，并且在矢口赞美前好像也要再看看身边一起观影的人，似乎想确认：你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的感受？

我想确认的是：那些淹没眼球的粉色、对完美外型的追求，以及随时会脱口而出的女性主义口号，还有芭比世界里隐形的阶级划分（美芭比拥有全世界的早安，怪芭比只能在阴暗角落里独自劈叉），到底是有点过度的反讽然后不小心尴尬掉的刻奇，还是故意为之的刻板印象？
它被质疑的点在于，“女性处境”这个严肃的话题，在这里被童话成了一个梦幻的粉色泡泡，她们的苦难好像变得轻飘飘，变成一个可以被轻松谈及的比喻。

当然我也会想，这就一定不好吗？也许我们在谈论女性的时候也可以不那么苦？也许换另一种语法，创造另一种新的隐喻，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视角？

我在看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主题电影后，一边无法否认它“是不是有点刻意了”，一边因为我的童年是被芭比陪伴过的，而无法忍住对她的喜爱；就算它的芭比世界是天真到失真的，但面对那些充满机锋的讽刺和无处不在的反省，我也无法忍住笑。而且，它描绘的男性世界是那么脸谱化的真实：掌握着权力的他们无所畏惧。

也会悄悄嘀咕：在今天这个时代，美泰要卖个娃娃可真不轻松。

这也就让我想到《好东西》里非常相似的东西：口号式大张旗鼓的台词、对男性不加掩饰的讽刺、童话般的完美女性世界，又可爱又飒的女性凝视。

身边朋友谈起邵艺辉的两部作品，喜欢《爱情神话》的还是更多，但《好东西》为啥依然拥有那么高的评分？我想是因为它那些新颖的口吻、直给的表达，还有无所畏惧的振臂一呼，真正鼓舞到了我们。这些关于女性的表达，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非常新的东西。

好几年前在First影展的一个项目上，我见过邵艺辉几次，那时她正带着《爱情神话》的提案四处游说。在一个我们都感兴趣的主创见面会上，她用她的随身物品帮我占了一个座。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记忆中她的样子：一个言语温柔的贴心女孩，但会用轻轻的声音说着最笃定的话，会为某个感受做出特别的说明，也会很直白地透露自己对某件事情的不满，不加掩饰。

没想到仅仅一年时间，她的第一部作品就完成了制作，登上了荧幕。她本人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卖过电子烟的写作者变成了如今最负盛名的中国女导演之一，我真的又惊又喜，同时作为一个女性，也备受鼓舞。

她的两部作品，无论是文雅流畅浪漫的《爱情神话》，还是锐利突进直抒胸臆的《好东西》，都像她本人一样，直来直往一针见血，毫不含糊地用最温柔的声音说着最狠的话。我想她的作品，或多或少在昭示新时代的来临。

再说说《阿诺拉》吧，最近看的女性的电影里可能它的争议最大。有人说它太旧了，是又一个毫无新意的“救风尘”故事；有人说它太套路了，破碎的爱而不得的主角旁边总要安插一个“退而求其次”的真爱；有人说它太男凝了，女孩作为性工作者，暴露身体的画面太多也太过于细节；有人说它伦理上有待商议，因为涉及性行为的镜头没有启用“亲密镜头协调员”。

但如果这部电影不存在伦理问题，一切操作都在演员自愿且接受的前提下，我会希望把它看作是一部并非在表达“救赎”，也不是要讲“女权主义”，也无意去探讨“什么是真爱”的，一个当代普通美国布鲁克林性工作者的惊奇两日的故事。

豆瓣有一篇影评我颇为赞同，它说这个故事里最大的“反派”不是性工作、不是男女不平等，而是“所有人都被绝对的金钱和权力笼罩的，稳定运行且无法打败的绝望结构”，也就是资本的绝对权力。

即使短暂地攀上了伊万这个富二代的高枝，当俄罗斯寡头父母坚决将她拒之门外的时候，伊万、律师、法庭，或是任何公正都不可能再把这个合法的婚姻还给阿诺拉。

对于阿诺拉而言，这两天的经历好像一个巨大的梦幻泡影，她幻想过自己也许真的被泼天好运砸中，这辈子就该成为寡头之子的妻子，但现实告诉她，这个梦最多做两天。这就是强权世界的规则。

和以上的作品相比，《还有明天》是绝对的9分片无可争议。跟《可怜的东西》不一样，女性不需要依靠“性”去探索世界，和《阿诺拉》不一样，女性拯救自己的方式也跟男人无关，完全取决于自己。这是真正脱离了男性凝视的属于我们女性的视角：当我们都以为迪莉亚手里紧握的是情书，包里揣的是逃跑细软的时候，她回赠我们的是一张沉甸甸的选举票。

“不要恋爱脑，要选举票。不要承受压迫，要反抗不公。”这是二战后的意大利女性为自己做过的最了不起的事。电影前十分之九都在讲女性是如何默默地忍受着残忍的虐待，但只要最后的十分之一是真实存在的，未来就有希望。

而今天，最好的事莫过于女性的权利和意愿已经成为可以自由谈论表达的东西，无论它呈现的形式是否有待商榷，至少我们已经有了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