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四五线的小县城，到上小学才搬到到的市里读书，小学在一个村里，村子叫疙瘩头村，因此小学便叫做了疙瘩头村小学。那时候父亲在事业单位做技术员，母亲是公务员，过年的时候单位总是能发一箱带鱼和水果。

小时候家里还没有汽车，进城和回老家得坐长途车，车厢里挤满了人，汗臭、烟味、皮革的酸气混在一块儿，熏得人头晕。邻座的婆姨瞅见我们拎的纸箱，总要扯着嗓子问：“哟，又是单位发的？”爸妈便抿嘴一笑，那笑容里藏着得意和体面。

有时候，用别人嘴巴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才是虚荣得最高境界得表达。

那时候，单位发的可比外面打工说赚了多少钱，更能让人有面子。当然，这就是北方小城市流传下来的风气，能考个事业编，当个公务员，是全家都光荣和有面子得事情。

政府大楼前头有个广场，夏天里常有孩子溜旱冰。我踩着表哥拾给我的旱冰鞋，总要指着蓝玻璃水泥墙的办公楼说：“我妈就在那儿上班。”说这话时，胸膛挺得老高。

还不到10岁的我，就有了如此大得虚荣心。“单位”这个词，是地位的载体，让无数得人前仆后继得追赶，因为只有上班得人才配得上称“单位”，做生意的人是没有单位一说的。

老百姓眼里的“单位”二字，比庙里的菩萨还灵验——菩萨只管香火，单位却管着活人的脸面。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感知下，不断地成长，直到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单位”。

可惜我没能有机会进入编制工作，但是小时候目睹的记忆仍然不断地变大。我也希望家族的人能够认可我，于是我开始不断地编织那些我的幻想。我在网上花钱买东西，然后寄到家里，说这些都是单位发的。

快要三十岁的我回头望向十岁的自己，以为自己离家越来越远，现在才懂，我们不过是在原地打转，像驴拉磨似的，兜兜转转还是绕不过童年那根拴马的桩。

政府广场上的日头落了又升，照见的尽是些追着自己影子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