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两年前我生日的前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两年多时间里，我无法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只有在打开“写父亲”的文档时，讲述的愿望才会发生。

写下父亲，而不是说出父亲，写作成为我处理哀伤、理解死亡的重要途径。

毛姆在《刀锋》里让主人公拉里说过一句话：“死者死去时的样子看上去多么死啊。”这短短一句的直白，是另一种角度的冷峻凝视——死亡并不崇高，也并不抽象，它往往只是一个彻底物理性的、令人震颤的现实。那一刻，你好像突然明白了死亡是怎么回事，但你同时也明白，明白它（理解它）并不能减轻它。

在死亡的冰冷现实与赋予死亡意义之间，还容纳了什么？死亡对个体情感和认知的影响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写下父亲，不仅是对父亲的怀念，也是对自身存在的反思。写，是回忆也是建构，是思考也是探索。所以当要给这部小说取名字时，我毫不犹豫听取了何小竹老师读完初稿后的意见——小说名字就叫《写父亲》。要留下这个“写”字。

《写父亲》像是一场实验，实验一个人在文字里究竟可以做到多大程度的坦白。我把自身经历材料化，拿手术刀对准自己，一刀又一刀划拉下去。

《写父亲》的最后一部分是在纽约完稿的。在哥伦比亚大学Butler图书馆二楼靠窗的位子，一张吧台椅，面对窗户，窗边的书桌很窄，刚好放得下13英寸的笔记本。2024年末，窗外的纽约总在下雪。那些日子里，地理位置如此遥远的故乡在我的笔下渐渐清晰，我和父亲也终于在文字里看见彼此。

我很清楚我写下的不是父亲的“故事”，而是他留下的形状。也是写完《写父亲》，我才意识到，我和父亲虽然很少真正深入交谈过，但我们一直在互相理解。这是多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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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