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埠旧事

文/李在兵

那年我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从四川老家来到广东惠东这个沿海小镇上。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仿佛碾碎了故乡连绵的青山，将一程山水迢迢压缩成车厢里昏沉的光影与离愁。

初到黄埠时，我住在东门村的大榕树下。那是一间用木板和油毡搭成的寮棚，四面漏风，顶上还漏雨，像一个在风雨中瑟缩的、褴褛的梦。晚上十来个老乡挤在通铺上。冬天特别冷，寒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裹着单薄的被子，冻得牙齿打颤，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只听得屋外老榕树的枝叶在朔风里呜咽，仿佛替我们诉说着异乡的寒凉。

馒头哥是个热心肠的人。见我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把他捡来的一床旧棉被给了我。那被子虽然破旧，但总算能御寒，像一片迟来的、带着尘土气息的暖云。我和同龄的加春挤在一个被窝里，互相取暖，体温交织成抵御寒夜的堡垒。那时很多人得了疳隔闹——也就是疥疮，一身痒得睡不着觉。我们怕传染，睡觉都不敢脱衣服。就这样，靠着这床棉被，我们熬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那棉絮里的霉味与汗味，竟也沉淀成记忆里一种奇异的、关于相依为命的芬芳。

煮饭用的是煤油炉，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摇曳着幽微的光，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饥饿的蓝眼睛。煮出来的饭总带着股煤油味，那气味顽固地附着在味蕾上，成为异乡打拼最初的滋味烙印。最怕的是晚上查暂住证，一听到风声，我和武儿就往工地跑，躺在刚浇好的混凝土板上过夜。那冰冷坚硬的地面，硌着年轻而疲惫的骨头，仰望的星空仿佛也浸染了水泥的灰白。那时候进厂不容易，我们这些没门路的，只能在工地上卖力气，汗水砸进尘土，滋养着脚下这片陌生而滚烫的土地。

我和加春还有张成三个人一起吃饭。我们一起做饭，虽然清苦，但灶膛里跳动的火焰，锅里升腾的热气，以及围坐时短暂的谈笑，总算在漂泊中营造了一个像样的住处。加春是帮本地人开海鲜车，从三洲拉海鲜到惠州，整间屋十来个老乡，如同被命运之风吹聚的沙砾，在这简陋的屋檐下，一起住了一年多。日子在煤油味和汗味中流淌，竟也沉淀下几分患难与共的微光。

那年我身子骨还单薄，就在三哥手下做了个建筑小工，打混凝土现浇板（四川人简称说打板）。每天拉着沉重的混凝土在工地上来回跑，脚步深陷在泥泞里，仿佛拖拽着整个生活的重量。有时候没事做，就跟着二哥学做钢筋工，虽然辛苦，倒也算学了门手艺，冰冷的钢筋在手中弯折成型，仿佛也尝试着为未来勾勒轮廓。记得有一次去东洲做工，黑心的工头说他没拿到钱，我们几个工人白干了半个月。那被拖欠的汗水，无声地蒸发在燥热的空气里，只留下心头一道苦涩的刻痕；毕竟，每一个铜板都带着汗水的咸涩和掌心的厚茧。

九十年代初的黄埠镇，到处都在开鞋厂。那些家庭作坊式的私营厂子，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机器的轰鸣日夜不息，成为小镇新的脉搏。说不尽的辛酸事，可苦中也有乐，如同砂砾中偶遇的贝壳，微小却闪着光。记得那会儿我一天工钱才十二块钱。为了多挣几个钱，我有时也跟着一个鹅埠人在西社开的招牌店做招牌。有一次去鹅埠工厂给新招牌上油漆，招牌架子很大，比较低，一抬头就会碰到刚刷的油漆，到下班的时候_头发沾满了油漆。我跑到电焊厂彭茂家里去洗头，老板找了一些煤油给我才洗掉，多年后遇到彭茂，他还笑我。这狼狈又好笑的一幕，倒成了苦涩日子里的一点微光。招牌的活计不固定，收入也时有时无。

直到第二年，我才总算进了育富厂做杂工，鞋厂规律的作息取代了工地的喧嚣。做杂工的空余就跟老乡学冲床，那单调而猛烈的撞击声，是另一种谋生的鼓点，在耳膜上震颤。

如今看着窗外的大榕树，它依然枝繁叶茂，浓荫匝地。我想起了那些艰难的日子，想起了馒头哥的棉被，想起了加春和张成，想起了那些在寒风中互相取暖的夜晚，体温是唯一的篝火。那些睡混凝土板的日子，身体贴着大地的冰凉，灵魂却悬在无依的夜空；那些煤油炉煮饭的夜晚，蓝色的火苗在瞳孔里跳跃，映照着年轻的迷惘；那些和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时刻，拥挤的呼吸交织成一首无声的漂泊者之歌，都成了最珍贵的记忆，如同老榕树的根须，深深扎进岁月的土壤。

或许，这就是生活的滋味吧。有苦有甜，有冷有暖，百味杂陈，却终将酿成一坛醇厚的乡愁。就像那个冬天，虽然寒冷，但因为有了彼此的体温与那床破旧棉絮的庇护，反而在记忆的深处煨烤出最温暖的季节。黄埠镇的阳光还是那么毒辣，炙烤着往昔与今朝；海风还是那么咸涩，裹挟着汗水和潮汐的气息。只是当年那个睡在冰冷混凝土板上的年轻人，已然在这片曾经陌生、如今却无比熟悉的异乡土地上，如同那棵大榕树一般，默默地扎下了根，将漂泊的故事，长成了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