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主要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问题是什么？答案就是“价值”。“何为价值”这一问题，正是19世纪后半以降形成的“文科”最为关心的根本问题。某种意义上，“价值”也是经济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对于形成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而言都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就社会而言，“神”是价值的绝对来源这一信仰崩塌，相对性成为一种自明原理。因此“何为价值”也成为以这样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文科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

换言之，“价值”的相对化，正是“文科”得以形成的前提。如果某个绝对的价值尺度永远存在，那么批评这一价值、创造新的价值，就只能被视为异端。如果为神服务、为国王服务、为绝对的神圣性服务是永恒不变的价值，那么人的生存就只需要追求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即可。至少在理念上，人们曾经对古罗马帝国的皇帝，或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上帝深信不疑，把他们当作万物的绝对和永恒的价值标准。但这些曾被相信是绝对且永恒的价值尺度，都在世俗化的进程中一一崩塌，近代社会在数量更多且始终流动不定的价值尺度之间漂移。

人文社会科学多种多样的知识活动，究其本质，正是作为追问、观察、分析、批评、创造这些多数且流动的“价值”的视角及方法，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逐渐成型的。明确显示出这一事实的，是同一时期新康德学派在从哲学、历史学到社会学诸多领域的巨大影响。除了追问“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新康德学派是对“文科”的确立影响最大的知识范式。

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学派关注的是让阶级、语言、结构这些“价值”得以成立的驱动力。它们也在整个20世纪对新康德学派所谓“文化主义”的范式提出了诸多批评。例如马克思主义关心价值、阶级与资本的关系，结构主义阐明了价值与意义基于语言结构而生成的过程。而从这样的关系之中发现权力的运作，是自福柯、萨义德以来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着眼点。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只是将“价值”单独抽取出来论述无济于事。一方面关注“价值”问题，另一方面又从“阶级”“语言”等角度对文化主义进行批评，是20世纪人文社会学科的主要潮流。

通过这些批评，新的人文社会学科范式逐步得到确立。而在此过程中，关注帝国与殖民地、性别、阶级与歧视等问题的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等新视点也加入了进来。19世纪以降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潮流的确复杂多样，但不难发现其中大多都对“价值”抱有共同的关心，并把焦点放在“价值”与“阶级”“性别”“人种”“语言”“权力”等的关系之中。

——《“废除文科学院”的冲击》[日] 吉见俊哉著，王京 / 史歌译，202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