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时候，我渴望到上海生活。上海，不仅拥有一座东方明珠，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颗华丽的、诱人的珠子，镶嵌在青春期的幻想里。青春小说总把它形容得精致且脆弱，满是香味与阶级的缝隙。这些桥段里的上海仿佛是一道人生的任意门。不管你在哪里受了委屈，或者丧失了生活的信心，来到上海，你总能重新开始。

至少我是这样。上海的确曾治愈了那个自我怀疑、战战兢兢的小城女孩。它教会我，世界太大了。你可以骑着自行车在梧桐树剪成的光影下飞驰；也可以在十分钟内用不知积攒多久的零花钱换一身时髦的新衣；可以站在吴淞码头闻一闻长江的鱼腥气；也可以在博物馆里看一看高中时就被用作笔记本封面的睡莲。只不过这次是莫奈的真迹，是你曾离得很远、却终于触及的世界。世界太大了，大到压垮你的心事都变得微不足道，大到可以装下所有的好奇心，大到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大到甚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喜欢上海。或者说，喜欢那个在如梦日子中短暂获得人生的自己。

2023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又从北京搬到上海，继续读摄影史专业的博士。这听起来像个讲故事的专业，事实上却更像一面镜子，反复照出你是谁，但你往往不敢看。惊讶的是，若干年前对上海生活的憧憬在不经意间成为现实。但北京的几年里，我也学会了另一种姿态：谦逊。起初它是铠甲，但很快变成一种习得性的自保。我怀疑这是否真的是一种德行，因为它更像一块沉在心底的压舱石，压出一种奇怪的病：冒名顶替综合症。面对夸奖，我第一反应是“哪里哪里”；面对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我本能地怀疑那只是运气；甚至在别人羡慕我时，我心里会暗暗想：“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呢？”

有时我会在失眠的凌晨打开自己的文章和essay，“是我写的吗？”那些字句明明熟悉，却像别人的手笔。我忘了自己如何动笔，如何布局，只能一遍一遍地念，像为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作者朗读遗稿。我甚至开始害怕“是我写的吗”这个问题，因为它像一面破镜子，照出我那些本想隐藏的质疑和怯弱。

我不是唯一的。

那些同样在山路上独行的女性也如此，我们总被特别教导要低调、克制、谨慎。曾有人说，女性的命运是在柔软的诱惑中被消磨殆尽。她不被要求奋力向上，而是被鼓励滑入某种甜美。直到她明白那是幻觉时，力量早已在懂事、配合、不争的名义下被耗尽。而当我们终于决定不再沉默，选择走向高处时才发现，某些曾被称为才华的特质，成了咄咄逼人的罪证。而这一点又在儒家的土壤里扎根，将无数个闪烁的女性智慧向下拉，拉到尘埃里。

今年我27岁了，两年的生活让我决定再相信一次上海。

我变了，它也变了。在充满危险的世界里，它也不再是那颗光洁的、理想化的东方明珠，而是一座不完美、常常疲惫却依然有出口的城市。在这里，至少偶尔，我可以不解释地存在。可以怀疑、可以写字、可以在夜里读自己的句子时，不再自问“是我写的吗”，而是悄悄答一句：“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