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对“优绩主义”嗤之以鼻，英雌不能以成败论。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开始这么想了。我至今不能忘记，中学时期，在我被霸凌的时候，邻班有一位女生挺身而出帮助我。班里男生跟在我身后，打了我很多粉笔头，那位女生看到后，直接就捡起来，打了回去。但身边的大人“教育”我，说：“她成绩不好，你不要老跟她玩。”

这就是典型的“优绩主义”观点。我当时想，我班上那些人成绩确实是好，但谁站出来帮我了？不是作壁上观，就是跟风欺凌。后来，家里要我写检查，内容包括“以后再不跟她玩”。

我说“我就要跟她玩”，家长就说“你再犟？”然后动手打我。后来我把“检查”写好了，上面连续写了十句“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每句结尾都有十个感叹号。那天晚上挨了多少打，我真不记得了，但我不后悔。

那时候我还不懂女权是什么，但已经对“优绩主义”厌恶至极。长大之后，我也不会“以成败论英雌”。帮我的那位女生上了三本，成绩在我们班只能排最后，但她永远是我心目中的英雌。

之前还刷到一篇投稿，大意是被霸凌的女生因为焦虑抑郁，只能停工休养，而霸凌她的男生考上了清华。按“优绩主义”的观点，这个男生肯定就是大人最喜欢的“英雄”了——聪明秀出为英，胆力过人为雄，不是吗？考上清华，多聪明啊。是欺负人而不是被欺负，胆力多强啊。

但在我看来，就算拿了诺奖、菲奖，这也是骟货一个。而我根本不在乎这位女生现在学历如何、存款多少，只要她没有堕落成一个霸凌者，她就是英雌。

出社会后，我也遇见过很多有创伤经历的女性。因为这些创伤经历，她们没能达到“优绩主义者”眼中的“精英标准”。比如L，她因为缺乏营养，身高停留在一米五出头。因为缺乏经济支持，她没能实现自己的读研理想。而她弟弟，从小就被托举，小时候能被送到大城市打增高激素针，长大后出来实习，一周便能花一万。还有一位姊妹M，从小热爱钢琴，但因为家里重男轻女，没法学，只能等到成年后再起步。别说钢琴了，她甚至需要担忧，自己会不会被家里“送走”。

在古代，这种例子就更多了。平阳昭公主、玛丽亚·安娜·莫扎特......平阳昭公主没能在武德年间立下更多战功，是因为她的兵权早早就被李渊收走。玛丽亚没能在音乐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是因为家里托举的是她弟弟，不是她。

从全局视角看，“优绩主义”也是不可取的。众所周知，世界上绝大多数财产都掌握在男性手里，而这世上的大部分家产，也都是在男性之间传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男权随便从手指缝里漏出一点，都能比很多女性加在一起、倾尽全力凑的多。网上所有女权博主把存款凑一块，大概还不够爱泼斯坦的一顿饭钱。如果只从“优绩主义”的角度看，难道，爱泼斯坦随便拿点钱出来做所谓的“利女慈善”，就比我们更“爱女”了？

网上还有一种常见的论调是：“女权对利女慈善事业有多少贡献？和你们痛恨的男权比，如何？”很多女性缺少钱，需要资助。谁给她们资助，她们当然就会感恩谁，这是人之常情，而女权所占有的财富，确实也远少于男权。持这种论调的人用心险恶，试图拿“优绩主义标准”评价女权，诋毁女权并抹杀女权价值。但是，女权主义对女性最大的贡献并不是“给钱”，而是“立骨”、“铸魄”。这一点，是常常被模糊、被忽视的。

一些对张桂梅女士的质疑，也充满了“优绩主义”的味道。例如：“华坪女高出过清华北大吗？”也有拿女性诺奖、菲奖得主举例，说张校长不如她们的。但持这种说法的人凭什么就认为，下一个诺奖、菲奖得主就一定不会是华坪女高的学生？如果说女性诺奖、菲奖得主是“果实”，那么，张校长就是培育“果实”的伟大“土壤”。用“优绩主义观点”强行比较“土壤”和“果实”，是不正确的。

“进步女众”在女性抗争史上的贡献，也经常被“优绩主义”抹杀。在“进步女众”抗争的同时，男权往往也会有自己想要实现的“宏大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调动女性的积极性，要调动女性的积极性，就要调动一些资源，去做利女的事。

但在男权社会，大多数的财富、权力总是握在男权手里。若按“优绩主义”标准比较，男权随便从手指缝里漏出来的一点资源，可能就是“进步女众”倾尽全力都凑不出的。之后也必定会有人说：“所谓的女性觉醒，还不都是男性推动的？你看，那么多资源都是男性给的。”

拿“女性文学研究”这件事来举例，研究女性文学的应该都知道《历代妇女著作考》，这本书的作者胡文楷是男性。但最开始做这件事的，却是一群被封建礼教禁锢的女性。沈宜修的《伊人思》是现存最早的女性作品辑本，后来又有季娴的《闺秀集》、王端淑的《名媛诗纬》......

作为封建时代的女性，她们的自由受到重重限制，因此，她们能够辑录的作品范围也是有限。王秀琴女士也有一本《历代名媛文苑》，但知道她的人，也远不如知道她丈夫胡文楷的人多。“优绩主义者”肯定也会说，她们的贡献不如胡文楷的大，所以女性文学研究主要是由男性推动的。但是，这合理吗？我们应该看到，为做这件事情，很多古代女性已经拼尽了全力。

“科普女性历史无用论/次要论”也是典型的“优绩主义”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觉得科普历史对现代女权的帮助微乎其微，认为应该优先去做更加重要的事情。但我想说，“科普女性历史”这件事的作用，也不是能简单粗暴量化的。

如果说前线的女权斗士是“结出来的果实”，那么，女性历史科普者就是“种出果实的土壤”。女性历史科普者可以在小女孩觉醒女权意识前，在她们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在她们心底埋下种子。有了这些种子，将来，她们就会对女权思想更亲近。

女权主义不是从天而降的，因为有过去，才会有现在、有将来。而在女权主义诞生之前，古代的“进步女众”也在不断努力。以陆卿子、季娴、顾若璞为代表的知识女性虽然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她们劈开了“长夜里最初的寒芒”，率先呼吁了女性的创作自由。我们能因为她们看起来离现代女权“比较远”，就说她们不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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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卿子：“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

季娴：“夫女子何不幸而锦泊米盐，才湮针线。偶效簪花咏絮，而腐儒瞠目相禁止曰：“闺中人，闺中人也。”即有良姝自拔常格，亦凤毛麟角。每希觏见，见或湮没不传者多矣。今自三百篇而后，由宋元以溯汉魏，女子以诗传者几人乎？......予始叹，天壤之大，殆不乏才，谁为禁之哉？简览之暇手录一编，遴其尤者，颜以闺秀集。”

顾若璞：“尝读诗，知妇人之职，惟酒食是议耳，其敢弄笔墨以与文士争长乎？然物有不平则鸣，自古在昔，如班、左诸淑媛，颇着文章自娱，则彤管与箴管并陈，或亦非分外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