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舒国治写的《忆杨徳昌》。因为喜欢杨德昌电影的原因，买了这本书，另外一本是访谈录《再见杨德昌》。

这本书很薄，一个下午就可以读完。因为不想遗忘的原因，就作了一些记录。如果不记录，它就会从记忆库里迅速消失。那么记录是对抗时间还是对抗遗忘？

这本书是舒国治在2022年写下的，也就是疫情期间。完书时的他已是七十岁的老人，距离杨德昌离世也有15年的时间跨度。而他们不淡不浓的友谊持续了26年，剩下的是在世者的追忆。

本书以三十二篇散文形式的文本展现。在书写的过程中舒国治是以比较冷静的方式回看杨德昌的各个面向，几乎不带个人情感，只有一两篇中出现一些对故人离去的唏嘘之慨。

他们俩相识于1981年。

某日，舒国治的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个目前还在美国，准备回台湾的人。他想找机会拍电影，据说他很懂音乐，小时候也拉小提琴，摄影也很好，画画也好。这是他们认识的开端。

杨在七十年代，在美国偶看了荷索的电影，深受震撼，舒国治写道“几乎有点引为‘改变他生命的人生转折经验’”。还引发他“索性投身电影”的强烈心念。而杨曾采访过荷索，荷索在年少时完全生活在自我封闭之中，“后来，他或许是找到了电影，于是找到了光……”

杨是“从自己的时代里找故事”的。他所处的时代，充斥着糟糕，这些东西是他的创作来源。“杨德昌所见他儿童时少年时的台湾，终于是他寻找故事最佳的依归”。“最主要的，他有了点察觉人的不快乐之可能因由……”

“最在意的，是爱情”
“杨德昌的电影，全讲的，是爱情。
而且这爱情，从孩子成长之时就萌发了。”

“风土更不放过”
“没想到他对‘风土’的观察，也颇详尽”

书中第七篇《愤世嫉俗，遂担任了上帝的工作》，可想而知，杨是愤世疾俗的人，在前面作者还提到过杨遇到某些问题会剑拔弩张。这可以窥视到杨性情中血性的面向。他是台湾各时代的审视者。所以杨德昌的影片会有手术刀式的精准剖析，让作为观众的我们一再思考他所表达的，每个阶段看都会有不同的领悟，这也是经典的魅力所在。舒国治写道：“他四、五十岁后更是强烈的愤世疾俗！尤其与我初识他，当他三十四、五岁，整个人笑瞇瞇的，偶还有傻呼呼笑容的，太不一样了！”读到这段让人感慨。大部分中年知识分子为了取得内心的和平就“躲进小楼成一统”了，而愤世疾俗则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这里面包含着他不仅要审视、批判，要直面战斗的勇气。很孤绝。

杨德昌在穿衣、吃饭这些琐碎的事上是很简单的，“为了专注于电影，他太多才华或太多兴趣，他绝对甘愿搁下”。

在第十三篇《用自己的才能把事做出来》中，这段话写出了杨德昌的偏好“他喜欢那种冷冷的站在角落、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了然于胸的工作之人”。

第十四篇《他似知晓他的时代之珍贵》，有段写得很好“杨德昌有意无意的要为他所依存的社会，把该有的骨架、该有的元素搁放周全。
这是他的一大幅浮世绘。
他似乎隐隐地知道他的社会之珍贵”。

在《拍片题材》一文中，舒国治写杨德昌不怎么看小说、新诗、散文、杂文之类比较让我吃惊。前段时间看许知远采访毕赣，毕赣也说他不怎么看书，他看人（也就是观察）之类的。“他找故事，看来从社会上的不安定景象，来开始下笔……这一类的不安定，很能激发他想社会、以及对社会下刀的构思法”。那他的剧本怎么来呢？在接下来的一篇里找到了答案“他当然都是自己来开端。想故事的框架，想三五个人物，想几个城市的角落……但他应当十分想找和他一起往下弄的编剧”。

我写得比较啰嗦。这本书看到了许多杨德昌的特质，基本上附合我对他的猜想。一个静静的观察者，人群中不怎么说话。有许多才华，有野心，孤注一掷，不在意自己的身体全心扑在电影上。初期阶段很难，最大问题是资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