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大家质疑“俯视视角”和“镜头霸凌”的创作方式是一种捷径。新的质疑会带来新的标准，但也容易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讨伐。

比如，徐峥拍的电影《外卖员》被评价“投机取巧”，外卖员觉得它不够真实、没有揭露平台的剥削。
我没做过外卖员，不好评价真实程度。但从观众的角度看，这部电影确实让我了解到了外卖员的艰辛。
就像外卖员不敢得罪顾客一样，导演也不敢得罪资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现实的考量和取舍，很难苛求一部作品面面俱到。

多年前那张举世闻名的照片——一个饥饿的孩子被秃鹫虎视眈眈地盯着，摄影师等待了20分钟选择拍摄。
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就不会有人知道饥饿的苏丹。我们是站在人道主义谴责其动机，还是从新闻传播角度肯定其价值？
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并非绝对。就好像陈光标做慈善被人喷作秀，可是一直作秀的人寥寥无几。

文学是否有巧言令色的成分？
在翻看旧日记时，我们会自动代入第三视角旁观过去，甚至会对笔下描述的自己感到陌生。
浪漫主义诗人还把自己老婆砍死了。
创作带有某种程度的自我美化，名人是如此，普通人也是如此。

所有人都天性觉得自己善良。
这种善是否也是一种“巧言令色”？衡量他人动机的善恶程度非常主观，这种量化是否也是另一种“俯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