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萩友会（东北大的官方校友会）在2008年4月发布过采访伊坂幸太郎老师的校友访谈（不知道是否已有人搬运过，因为我是第一次翻到，也发到微博留个档）

我只是在写小说——伊坂幸太郎访谈

·小说这项工作

我从大学入学起就一直在瞒着朋友自己独自写小说。也发生过因为写小说导致学分没修够而留级的情况。
毕业后，我入职了本地的一家软件公司，做了6年上班族。在留级时打工的店里，有人曾经对我说“等你工作了之后就要忙着公司的事情啦，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干别的”，工作后，我觉得真就是他说的这样吧。当然，我也希望靠写小说吃饭，但是当时想成为职业作家的意识并不强烈。
1996年，25岁的时候我靠『悪党たちが目にしみる』（译注：直译意思是“刺眼的坏人们”，是后续天才抢匪系列的设定来源作）入选三得利推理大奖，接到编辑的电话时非常高兴。 但是那之后我的写作事业并不顺利，最终直到30岁才正式出道。也许是因为本打算作为兴趣爱好而写的小说却得了奖的缘故，我强烈地认为自己“必须要出道”。在公司工作很辛苦，当时也经历过混乱的时期，半夜一边用文字处理机打字一边睡觉，然后早起又去公司，自己心里也在想“我这是在干什么啊”。
我写小说是因为想到了有趣的故事，想让别人听一听。可以说是表达欲吧。我只能用小说来实现这种表达的欲望，所以每天早上都早起，在去公司之前写写小说。结婚后也一直持续着这种生活。
《奥杜邦的祈祷》获得新潮推理俱乐部奖是在2000年吧。这是我实质性的出道。初版卖了八千部，卖得不太好，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要当作家是很不容易的。
在第二部《华丽人生》发售之前，我有了一段空闲时间，但在这期间我辞职了。《华丽人生》的初版卖得比出道作品更少了，又辞去了工作，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身体也垮了。但是能写小说，书能出版，还是觉得很高兴。感觉从这个时候起，自己一点一点地顺利起来了。
我不擅长采访。所以只是为了报答出版社，最低限地接受一些为了宣传新书的杂志采访。但对出现在电视上这件事我还是很抵触，对自己知名度的提高，也感到困惑和恐惧。虽然说起来有点凡尔赛，但我并不想出名，我只希望能写小说，靠着小说生活下去就好了。
老实说，我能写到什么时候、作为伊坂幸太郎，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书到什么时候、读者会跟着到什么时候，我都很不安。也许是我有点消极了。
作家奥泉光曾在某个地方写过“市面上的书有读物和小说”，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在写“读物”吧。不是文学，而是娱乐。我的作品要用“小说”去称呼的话感觉太夸张了。但我对大江健三郎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啊，那种小说很憧憬，想着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写出可以叫做“小说”的东西就太棒了吧。
最近我的作品持续电影化，对此我也有点不知所措。虽然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的热情和链接才实现的电影化，但毕竟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是写小说，所以被人说“恭喜拍成电影了”的时候，老实说心情也有点复杂。电影化本身既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我的目标，这方面我其实有点困扰。

·学生时代的回忆

我并不是文学系，而是法学院的，这个陈述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笑)。只是当时觉得就因为喜欢小说就去读文学系好像太直白了。当我这样告诉伊集院静先生时，他对我说:“那身为文学系的我很抱歉咯。”(笑)，但现在的我其实会想要是当时能进入文学系学习文学就好了。
一定要说有什么动机的话，我选择法学院的初衷是“成为律师去帮助弱者”，但法律并不是这样的东西，在入学时陪我一起找房子的四年级前辈对我说:“不拼命学习的话是成不了律师的。”，当时就在我的脑中种下了“看来我是当不了律师了”的念头。
我记得应该是国际政治学的大西老师吧，他和我说过甘地的话。也许，这就是我在《重力小丑》中提到甘地的原因吧。虽然讲课的时候没有记笔记，但是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话题也会影响着我的作品。不是作为知识点，而是作为一种思考方式。
那个时候我在法学院有14、5个好朋友，和他们打麻将、打保龄球、谈论年轻人常有的关于宪法和政治的不成熟想法，这是我对大学记忆最深的部分。

·对同窗的寄语

对我来说，学生时代的伙伴是一种财产。我认为，人要活下去，终究最重要的还是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吧。所以我想在大学时代建立那样的关系是非常重要、很有意义的。
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并不容易，但我想，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好好做下去，就一定能留下什么。像我这样超级普通的人，也能成为小说家，书店里摆满了我的书，所以我想，大概不管是谁，都有留下什么东西的力量和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