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老师因为毕业论文找我访谈，了解驻外实习的体验。她问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在组织内部和其他同事使用的“语言”。

我第一反应是我和zlt没大没小地叫zzy全名，我们俩在她家蹭饭，还教会了她打掼蛋。我们之间的语言是完全平等的，属于同辈，甚至超越了普通朋友，是更亲密的友谊中才会使用的带有轻微冒犯性的语言。除了和zzy这样的人，我和其他记者老师之间，还是会有同事之间的社交距离所带来的“工作语言”特征，所以结束实习的时候我只给两位老师写了一些话。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没有给宣哥写的，但他却给我写的离别小作文。我以为儿子已经上小学的宣哥，不再会像我们大学生这样用小作文表达情感了，但我错了。

我对🐑说：“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无论年纪，（乐于）以文艺工作为生的人，使用的似乎都是同一套语言。只是在很多场景下，他们被权利和规则遮蔽了。”直到现在，我还会默默截图白老师在朋友圈写下的随想，五十岁白老师的文字依然清新热忱，感动着二十岁出头的我。

我也会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要和这个学科死磕到底，甚至考虑以它为职业…当然有路径依赖，但我心底里觉得，即使什么价值都无法创造，它仍有保护这种“语言”的能力。
保护 自我表达时比羞耻更多一点的热情；保护 与世界交手时比防备更多一点的好奇；保护 伤心崩溃以外更多可能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