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想飞的女孩》说几句。倒不是为片子说话，更多是为创作者喊话。

这部电影无疑饱受争议。口碑也呈两极分化，有人认可文晏的新尝试，也有人觉得其转变并不成功。这都很正常。只要是针对作品的褒贬，只要尚在理性发言的范畴，都属正常。

可近几天来，一些不理性的声音开始蔓延。这些言论将个人情绪，直接上升至人身攻击，对导演文晏进行谩骂，甚而指责其为“精神男人”、“吃女性红利”、“诈骗观众”等……

看着这些言论，不免有些晃神。实在想不到，这些帽子也会被扣在曾经拍出过《嘉年华》、并刚刚从柏林主竞赛归来的导演头上。

诚然，对作品不满，可以。但论迹不论心、对事不对人，更应该成为评论的基本素养。如果动辄就要把人批倒搞臭、踏上一万只脚，那伤害的不止是作品，更是理性探讨的空间，是对于一部作品的优劣得失、充分挖掘和切磋的可能。这才是最可惜的。

更何况，这些言论本身就是无稽之谈。文晏这么多年来，其实始终都在一条赛道上奔驰。她的变，更多建立在不变之上。

比如，她从来都在关注女性的生存处境。从她早年制片的《夜车》（刁亦男导演），自己拍摄的《嘉年华》，到这部《想飞的女孩》，莫不如此。这是她早已有之的创作意识，甚至超前于时代，而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在蹭近年来女性议题的热点。

再来，她的作品对于现实也有极强的观照。这从她的《嘉年华》《想飞的女孩》都改编自真实人物或事件，就能看出。换言之，她的创作思路，就不是从议题出发的，而是从人的处境出发，从生活的原型出发。

此外，其作品的犀利程度，也不遑多让。无论是她参与制片的作品，还是自己拍摄的作品，始终都围绕一个大主题，就是人与系统的关系，更准确说，是人受困于一套高压系统之下的无力与张皇。

如其制片的《夜车》，讲一个女狱警的灵与欲，如何被身上的制服所压抑，无处安放；再如同样由其制片、刁亦男拍摄的《白日焰火》，讲一位走投无路的女性，如何被一个渴望重回体制的男人所出卖。这部电影也拿下了第64届柏林金熊奖，成为中国电影在一零年代以来所获的最高国际荣誉。

至于文晏亲自执导的三部作品，则堪称“人与系统”三部曲。

《水印街》（2013年）指向的是一种如克苏鲁般不可见却无远弗届的监视系统，与其相比，片中男女的爱情，则是随时可以被抹杀的毫不重要的存在。

《嘉年华》（2017年）指向的是一套遮天蔽日的权力系统。而小女孩的遭遇，其身体和心灵所受的摧残，则是可以被赎买的“服务”，是可以被随便篡改的媒体声明。

到《想飞的女孩》，文晏所设置的系统，其实还要更大。那之中既有时代因素，也有家庭构成。

于时代而言，她其实想讲的是，整个狂飙突进的九十年代，如何使得上一代人在毫无防备也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投入商海浮沉，同时这种凶险和动荡，又如何对下一代留下了绵延的影响。

进而，于家庭而言，她给我们看的是一种遗传厄运，是上一代的伤痛，是循环的债务、缺失的陪伴，怎样化作牢笼、凝成锁链，使得片中的两个女孩久久难以遁逃、无法挣脱。

这是文晏在这部新作中，真正给自己设下的挑战。她想把女性放在一个更宏大、也更日常的系统里，去探讨其命运流转、出路艰难。

与此同时，她也和众多艺术片导演一样，开始在这部作品里尝试类型化操作，试图让严肃议题具有更强的可看性。这种尝试，在全世界范围都在发生。

总而言之，说文晏是蹭热点、吃女性红利，实在属于无端指责。应该说正相反，她才是女性创作的先行者，早于时代，也早于所谓的热点。

我们也只有把她的作品，放进整个创作序列里，才能看清她正在走哪一步，为什么这么走。

当然，这种尝试未必满足所有人胃口，对一部作品优劣的争论，也永远应该保持开放，可前提是，不要让这个空间消失于针对个人的满含戾气的谩骂和诋毁中。

那样无益于身心，也无益于电影。

（文/金彻）

#女性作者的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