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扩张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短期的经济繁荣形成流动性幻象，过度的货币供应成为投机与泡沫的放大器。危机并非一蹴而就，当通胀抬头、利率回升至流动性幻象破灭，市场只能通过剧烈的波动自我修正。信用扩张的极限也是市场自我修正的开始。1980年代日本央行长期维持的低利率政策是日本土地价格泡沫的推手，信贷过度扩张促使资金涌入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不良债权问题导致金融体系瘫痪，企业和家庭被迫去杠杆，经济陷入长期停滞。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是双重泡沫的叠加，低利率不仅催生房地产泡沫，金融市场的繁荣麻醉了结构性风险；当房价下跌时，双重泡沫的破裂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雷曼兄弟破产和全球金融危机。新冠期间的资产泡沫是全球央行实施宽松政策的共振，实际利率降至历史低位，资金涌入股市、房地产和加密货币市场，多资产类别的同步泡沫化是本轮泡沫的特征。货币刺激易放难收。
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其不仅是全球流动性的提供者，也成为流动性危机的制造者。历史表明，每轮美元升值周期往往伴随全球金融动荡。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紧缩，美债利率攀升，全球资本回流美元资产，推高美元指数，这不仅直接冲击新兴市场的融资能力和金融稳定，全球市场的流动性紧张进一步推高避险情绪，放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第一次危机的应对政策可能就是第二次危机的导火索，任何政策选择都各有利弊。如果未来美联储政策再度走强，收紧全球金融条件，可能会重新压制大宗商品和风险资产价格表现，引发新兴市场新一轮的资本外流和金融危机，尤其是加剧高杠杆国家的违约风险。金融资产的价格具有超调性，市场与美联储的博弈放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非银机构的隐形杠杆、社交媒体和数字科技的加速传播效应则进一步考验监管的能力。
接着是美联储紧缩对中国经济的溢出影响，以及中国稳增长的政策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