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沃拉斯

在我看来，达尔文观点激发出的一系列新知识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结果，是将对心理进程的控制纳入了“行为”的概念，而在此之前，大部分人要么从未意识到，要么并没有关注这种控制。自我认识的边界限制着有意识行为的边界。在人类知道愤怒可以与体验愤怒的主体相分离，并通过赋予其名称将其转化为现实可用的知识前，如何控制愤怒并不是一个行为问题。愤怒是愤怒者的一部分，要控制愤怒，必须要有其他强烈情绪的介入，比如爱，或恐惧，而这些情绪在其存续时同样都是人的一部分。如果愤怒、恐惧或爱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强度降临到一个人头上，他就可以存活下来，得以延续其种族。一旦人赋予愤怒名称，且能置身事外去思考它时，愤怒就进入了行为领域。这时，人可以选择过去的方法，半意识地服从在进化史中被证明有用的冲动，也可以选择新的方法，即通过计算结果去有意识控制愤怒。
一个意识到恐惧的本质且具备控制恐惧的能力的人，假如他看到一块卵石顺着激流、弹跳着朝自己过来，他可以服从瞬间的冲动，跳到一边，也可以用行为代替本能，原地不动——因为他已经计算出，下一次弹跳会改变卵石的方向。不过，原地不动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事实可能证明，因为他有意识推理的能力并不完美，相比计算的过程，瞬间的恐惧冲动是更可靠的向导。但因为他有了选择，是否追随冲动也成了行为问题。
品尝过智慧之树果实的人不会再忘记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