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林奇死了，我愣神。

好久没有再想起大卫林奇，仍然记得高三时每周末回家，一个下午的假期，我常常只是坐在电脑前看他的实验短片，看他的画，我最喜欢那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my two front teeth，曾经用它做了好长时间的QQ头像，偶尔看他的访谈，或者他的天气预报节目。遇上时间长一点的假期，就来回播放那几部电影，好像在他造的梦里徘徊了很久。

第一次认识林奇是《穆赫兰道》。我喜欢看老电影，《穆赫兰道》的出现让我有一种惊讶，以及被挖掘的感觉。在世纪初的电影机里，记忆居然可以被撕扯得支离破碎，逻辑居然可以被压缩成一种极细微的震颤，那个花了妆的西班牙女歌手，那场假唱派对，那具腐烂的自己的身体，那些迷雾般的隐喻、暗流和人脸的扭曲，梦和现实仿佛原本无异。

大卫林奇死了，我从他的梦里醒来，发现现实的天花板不过是另一场梦的地板。

意义本身是流动的，是脱轨的。那种若有似无的存在主义的空虚感——既不是痛苦，也不是解脱。他的镜头总是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凝视，在审视你，也在嘲笑你试图弄懂它。《蓝丝绒》里的那首Blue Velvet，我听了无数次，也在无数次回想那场微光熠熠的演出，美得那么凌厉而脆弱。林奇告诉我，所有的日常都在掩盖某种不可名状的存在，却也透着一种近乎神性的庄严。

后来，我看了《象人》。“我不是动物，我是人”，仿佛是林奇电影世界里每一个角色的呼喊，他们在挣扎，在扭曲，在抗拒自己的荒谬，也在质问造物的意图。林奇的故事总是将人丢进迷宫，然后把出口焊死。可他又不是无情的，他在迷宫的每一处角落洒下诗意的碎片，好像在告诉我，痛苦并非毫无意义，它至少是美的触媒。

林奇死了，林奇不死。那些电影，那些画、那几场天气预报，那几件梦的机器。

每个人都在试图逃离现实，却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凝视真相的模糊轮廓，然后在荒谬中找到活着的理由。

我愣神的时间持续了很久，仿佛等待着林奇在耳边说一句“Cut”，然后一切都会重新开始。但没有了。他离开得如此真实，以至于我忽然意识到，他比我们活得更像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