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庆藏区不同地理环境中的民居，很好的说明了自然因素是如何影响民居形式（宅形）的，也是对彻底的文化决定论的一种反驳。

提起迪庆的民居，有一定了解的人会想到木闪片房（图1～2），但这只是坝区最为常见的一种民居形式——实际上就是平顶夯土碉房加了个平缓的木构坡屋顶，这个木屋顶与建筑主体的关系非常不紧密，采用“凳架”支撑在下方的平顶上，可以看做是平顶碉房在较为多雨、多雪的地方的一个变体。

在河谷地带，因为焚风效应，降水非常稀少（比如云南降水量最少的地方奔子栏镇），所以民居就是典型的藏式平顶夯土碉房（图3）。

但在高山牧区的藏族民居，形式又完全不一样，如图4，这种建筑形式非常简陋，居室就是一间井干，另一边是牲畜圈，有时候还会建更多的独立牲畜卷和仓储建筑。这种民居显然是对牧区森林丰富、夯土等建筑资源稀缺、生活贫瘠等因素的适应，而非由某种形而上的文化因素决定。

另外，我认为迪庆藏族民居也对一种流传较广、我之前也深信不疑的说法提出了挑战：百濮、百越族群喜“楼居”（即干栏式建筑），而氐羌族群只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会选择落地式的民居，即文化因素影响了是否选择“楼居”。然而迪庆坝区的藏族碉房（属氐羌族群）基本都是下层养牲畜，上层住人，也是一种“楼居”，与先前的结论并不匹配。所以，某个地方和族群是否选择“楼居”，或许还要看更加具体和广泛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