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的艰难抉择
------裁判者思维还是当事人思维
看到马静华老师的一篇名为《辩护的逻辑：当事人思维还是裁判者思维》的文章，看完后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记得2017年马静华老师就主张辩护律师一定要以“裁判者思维”的辩护思路进行辩护，那个时候，我理解马静华老师所说的裁判者思维，实际上就是无利害关系的中间人思维，那个时候，我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将辩护词写进判决书是最有效的辩护。
那时的我，对于裁判者思维的理解，是指裁判者对于控辩双方没有利害关系，所以他们会居间裁判，不偏不倚，公平公正。那时的我内心对于裁判者是充满期待的，期待他们都是客观公正的居间裁判的思维。
但这些年来，一个又一个的实际案例一遍一遍地打我的脸。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即便是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他们都可以随心所欲剥夺，简单粗暴侵害：
1.对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可能危害法庭安全的被告人，就是要让他们戴着戒具受审；
2.对于被告人的辩解，不是寻求辩解的合理性，而是动辄以“认罪态度”对被告人施加压力；
3.对于被告人的各种申请，比如证人出庭，比如侦查人员出庭，鉴定人员出庭等，不是为了尽可能还原事实真相为目的去审查申请的合理性合法性，而是以各种理由断然拒绝；
4.以听从审判长的指挥为由，随意打断辩护律师的发言，限制律师的发言时间，甚至不惜动用警告，训诫的手段，阻止辩护律师发言。
5.纵容公诉人宣示证据（个人认为，打包举证不是举证，而是宣示有这样的证据），无论被告人是否听清楚，无论辩护人是否听清楚。
6.纵容公诉人不断补充证据，即便是到了二审，依旧纵容检察官补充证据，真正做到判决不出，检察院可以举证不止。
在2024年4月份某政法学院的刑辩班上，有退休的大法官在课堂上公开主张：辩护律师不要动不动作无罪辩护，在庭审辩论阶段不要重复在举证质证中发表过的意见。
我甚至不知道，大法官的思维，难道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思维，难道不是为了查清事实真相，正确适用法律吗？难道不是为了“让无罪的人不受刑法追究，让有罪的人罚当其罪”吗？
这样的裁判者思维，本质上就是权力思维，就是有罪推定思维。用这种思维来辩护，其实就是配合办案机关的辩护，又如何最大程度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呢？
如果一味以“裁判者思维”来辩护，很可能会危害到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这些年来我不断反思“裁判者思维”，裁判者不公，裁判者不正，是对法治最大的伤害。这几年来，落马的最高法的，省高法的法官，地方法官，让多少辩护律师失去对裁判者居间裁判的信任。所以，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审辨冲突替代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更多的时候，甚至是两个公权力机关联合起来，凭借手中的公权力打压辩方，逼迫辩护律师用各种方式对抗。
所以，辩护律师更多的时候，要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帮助裁判者能居间裁判吗？有什么样的筹码，才能说服裁判者坐到中间的位置，公正公平作出裁判。我想，这才是我这阶段思考最多的辩护思路。
如果不能说服裁判者居间裁判，而是一味强调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可能因此得罪裁判者，得罪公权力，遭到报复性的重判。
本来应当是天经地义的无须考虑的问题，成了辩护律师首先考虑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辩护思维，首先是说服裁判者能够居间裁判，能够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其次，才是当事人的思维，站在当事人的角度，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