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究“魔鬼学”难有意义，不过是引诱我们将自己的好恶与天性投射到虚幻的形象中去。我们必须意识到，一切归根到底仅是“相遇”，就像原子偏斜，对此我们不该做任何先验的假设。真正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实际象征的历史——对斯大林来说是拿破仑·波拿巴与征服者恺撒，对我们来说则是俄国革命，因此，我们必须有选择地回到传记，尽管其中没有一本贴合所谓“真实”的形而上学狂想。对托洛茨基的考察——尽管笔者一再将之置于超历史的神学与哲学的范畴——必须收束于“政治”与“历史”：就前者，笔者关注的是，托洛茨基特定的发言的对象与价值；就后者，笔者关注的是，何时何地的托洛茨基的形象如何，这个形象的意义就如希罗多德的故事那样是敞开的，有待我们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