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治疗# 《典论·论文》的价值

（1）第一篇文学批评（理论）专题论文

如果只学习文学史，不了解古代文论，就无法领会曹丕在文学史上的作用。曹丕是曹操次子，魏开国皇帝，“三曹”之一，谥号为“文”，称魏文帝。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可见他的成就偏向文学文化一途。

在魏晋之前，中国不是没有文学理论，《论语》中的“兴观群怨”“文质彬彬”“思无邪”“绘事后素”，《孟子》中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老子》中的“信言不美”“大音希声”，《庄子》中的“得意忘言”“真悲无声而哀”等思想，以及《毛诗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能说不是文艺理论。

但是，此时期的文论思想呈碎片状，零散寄生在哲学、伦理学及其他文本中，没有独立性。因为那时候连“文学”的概念都没有，更何况“文论”。先秦诸子也大多是在讨论别的问题时稍稍涉及到了文艺思想，并不是专门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的。

鲁迅说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出现了以《典论·论文》为代表的文学评论专篇文章和专著。当有人开始针对文学现象专门写文章讨论时，“文学”就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其独立性、重要性便不言自明。

《典论·论文》就是第一篇这样的文章。它的问世，标志着终于有人承认“文学”是一个值得研究讨论的对象了。

（2）文人的毛病

①文章开篇点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文人相轻，就是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别人不如自己。曹丕更是点出这种现象“自古而然”，从古到今文人们都是这副死德行，早已见惯不怪。

不像自然科学或体育竞赛，谁牛逼谁菜鸡一目了然，文学具有非常强的主观性，所谓文无第一，很多时候缺少客观的评价依据。

并且“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不同作家各有擅长和不足。如果“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最牛逼的永远是自己，没得玩了。

②后面又提到——贵远贱近，向声背实。

“尚古”和“尚远”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心理，不管哪个时代，人们都认为现在远不如以前；不论哪个国家，都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比方说，今人觉得古人淳朴，可“人心不古”是古人创造的成语，可见尚古只是托词，只不过是为了否定眼前。再比方说，中国人去国外留学镀金，国外又有很多人来中国留学镀金，那么“金”到底在哪里？——在别处，反正不在自己这边。因此就产生了“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现象。

文人相轻，就是否定和自己同时期的人，但一味踩人崇己，也说不过去，怎么办呢？那就崇拜古人呗！反正人都死了，怎么说都成。

你看谢灵运咋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这就是贵远贱近，贵古贱今。目的在哪里呢？当然是夸自己。

因此，“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背后的心理依据就是“文人相轻”。不管哪个领域，大家都喜欢贬低当代领袖，崇拜上古大神。

③最后的结果——谓己为贤。

文人的这些毛病，最终都导向一个终点：自己最牛逼。可现实并非如此，如何能避免呢？曹丕说：审己度人。

写作这篇文章，指出这个弊病，目的即在于提醒文人应谦虚自省、博采众长，不能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3）文学史上第一个男子天团

说的是建安七子。“七子”之称，始于本文。这七个人围绕在曹丕身边，组成了当时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分别是

孔融字文举，陈琳字孔璋
王粲字仲宣，徐干字伟长
阮瑀字元瑜，应玚字德琏
刘桢字公干

曹丕认为七人在学问和为文上皆有建树，又难分伯仲，可谓当时的文坛领袖。然而即便这七人，也难免“文人相轻”。曹丕用此七子为素材，借以说明作品风格与作家气质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文体的特征。

（4）文本同而末异

这是曹丕的文体论。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本同”是指文章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用文字抒发感情或表达思想。

“末异”是指文章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应有不同的文章风格：

奏议宜雅——奏章议表类应典雅
书论宜理——书信议论类应严谨
铭诔尚实——石刻祭文类应真实
诗赋欲丽——诗歌辞赋类应华丽

这就是“四科八体”，也是文论史上第一次对文体的分类。要重点注意的是“诗赋欲丽”。四科之中，只有“诗赋”属于狭义概念上的“文学”，即重情感想象、审美韵味的语言艺术。并且曹丕用一个“丽”字点明其特点。这是不得了的大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文学的审美性，第一次被注意到了。

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目的在于言论的传播效果，不在语言本身。老子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但目的是为了说明“自然胜过人为”的道理。《毛诗序》里说诗经“六义”，但比兴不过是讽谏的润滑剂，“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文学具有审美性，目的在哪里？不在政治教化，不在传播范围，也不在借物喻理，就在其自身——文学天然是美的。它是艺术，不是任何其他目的的附庸。

“美”，是文学的本质规定性。文学可以没有政治功用，可以没有深刻道理，可以没有广为人知……什么都可以，但不可以不美。美，就是“文学性”。

说完了“诗赋欲丽”，再来看看“七子”擅长的文体：

王粲长于辞赋
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曹丕只说到了这四个人擅长或不擅长的文体，其余对众人的评价，则属于“文气说”范畴。

（5）文以气为主

这是曹丕的风格论——文气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气”是作家的气质个性，而文章的风格就是由“气”决定的。这是第一次有人将作品风格和作家人格联系在一起。

联系魏晋社会风潮，儒学式微，思想空前自由，崇尚玄虚和自然的黄老之学兴起，人们挣脱了儒家的人格束缚，纷纷追求真实，于是“个性”的人出现了。

那么这种“个性”具体如何表现呢？——清浊二分。

曹丕认为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为清浊两类。清近似阳刚，浊偏向阴柔。而且气质上的独特性不可改变，不必勉强，就算亲父子、亲兄弟，也不能随便传授。（说的就是自己父子三人）

曹丕用演奏音乐来举例，哪怕演奏同一首乐曲，节奏完全一致，但由于演奏者的呼吸之间有差异，熟练度不同，效果也会不一样。（看来平时没少宴饮作乐）

又拿“七子”举例说明：

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
应玚和而不壮。
刘桢壮而不密。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

徐干和王粲都是齐气（舒缓之气），偏向浊气一路。
应玚文章平和，不够雄壮，也是浊气一路。
刘桢气势雄壮，但不严密。显然属于清气。
孔融的气质高雅超俗，也是清气一途。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再次评价了七子的文体和文风，可作补充。

（6）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在文章最后，曹丕热情洋溢地写下了一段话，建议文学专业的背诵：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文章是什么？曹丕说是人生中最伟大的事业。

儒家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排在最后一位。孔子也始终坚持诗要为政治教化、人格修养服务，其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道家则坚持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作品同样不重要。

曹丕偏偏把文学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不是消遣时的游戏，也不是统治者的工具，而是治理国家、名垂千古的伟大事业，具有永恒不灭的价值。

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荣华富贵、感官享乐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只有文章，承载着作者的人格、情感、思想，能在时间长河中绵绵不绝地延续下去。

一个人的肉体会死亡，但他的精神可以寄存于笔墨，灵魂可以熔铸于语言，他最深刻高尚的生命体验，能够提炼成文字，永远垂照后世，给人以启示。他的生命因此而不朽，这才是真正的永生之道。

可是人们大多目光短浅，忙于应付“目前之务”，丢掉了“千载之功”。曹丕也不禁为此扼腕叹息。

曹丕贵为一帝，九五之尊，他对文学价值的重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文学能有后世之地位，魏文帝功不可没。

（7）《典论·论文》的开创性

第一篇文学批评专文
第一个文人团体的出处
第一次文体分类
第一次提出文学独立的艺术性
第一次将作家性格与作品风格联系
第一次把文学的价值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