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一个共情的世界里诞生和成长，人才会体验到自己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类活着，以被这个世界和同类所接受的方式。

科胡特曾评价《变形记》中化作了甲虫的Gregor Samsa，他说那是一个从未被共情所欢迎和祝福的人，Gregor作为甲虫的形态，本质上就是他的心理自我已经被非共情的世界所扬弃，他不再能以人类的经验存在于那个世界。他的双亲以单数的第三人称、非人称的方式谈到他，他成了一个非人的(nonhuman)怪物，即使在他自己的眼中。

共情是什么呢？就像Stolorow所说的：“无论一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多么怪异，我们必须假定它是真实的，然后再试着理解一个人为何会这样思考或行动。”

《是坏情绪啊，没关系》便是一部尝试用共情视角看待人痛苦经验世界的系列纪录片，里面的主人公普遍受困于一种不被周遭理解的痛苦情绪，并不断尝试表达，却又总是无人“听见”，无人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任何一种痛苦经验和创伤里都包含着非共情的部分，否则它一定是有出口的。

表达情绪似乎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若只有表达，而没有理解和回应，它就是一种孤立的情绪回荡。在今天，很多人依然只习惯于看见外显意义上的困苦，而没有给予精神的苦难足够的重视，每一种不被理解的经验周遭都萦绕着类似的声音：“你过得多好...你有一个对你那么好的xx...我要是有你这么好的条件不知道该多幸福。”同样司空见惯的这些评价，恰恰反映着共情回应的彻底缺席，这就是心智化的反面：表面化——即我们倾向于用一种外部视角去认定一个人的心灵应该是同样的面貌。

“病耻感”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它常常被曲解、说教、指责，甚至是训诫，它被视作一种不对的、不好的、不应该存在的经验，当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人际环境时，我们的经验是被否定的，我们会耻于分享我们的痛苦。

所以这部纪录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极为生动真实的呈现了那些痛苦，用当事人的分享和讲述，用当事人所在关系的冲突和困境，加上一种具有人文关怀视角的呈现，它给了观众足够多的心理空间去感受和认同。

比如在第一部中，有一个叫悠扬的女生，她有明显的对于生活的无助和绝望感，常常伴随着强烈的自杀观念，并且已经在身体伤害上多次付诸行动。

自毁倾向在物理上看起来是趋向于自我毁灭的，但在精神上，却是在努力寻求一个出口。用自体心理学的话来讲：“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它多么怪异极端，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好受一些。”

之所以选择极端的方式，是因为别的路都走不通了。这里的路是什么呢？我曾经多次分享过一句话：“心理源自于可分享的心灵”。我们精神存活的空间来自于一种关系层面的同频和确认，科胡特将它比作精神的氧气，只有当我们失去了这个维系着心理生机的关系场时，人才会用最激进的行为去寻求出口。

在第一集主人公悠扬的家庭里，作为教师的母亲对自己养育观念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她坚信自己的经验，而这种坚信恰恰意味着她无法纳入女儿的经验，尤其是当女儿的经验有悖于自己的看法时。

母亲总是强调自己的感受，比如她会告诉女儿她对自己父母始终有着一颗感恩的心，她认为自己为女儿做了很多，却没有被女儿所理解，这让她感到委屈和崩溃。

养育者常常认为自己给了孩子足够多的爱，就像在片中，另一位母亲这样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我可以为她（女儿）去死，毫不犹豫的。这就是母爱。”

这个体验是真诚且真实的，其实里面每个人的感受都是真实的，但这也是关系困境的根本来源，当每个人都在自己坚信正确的叙事里时，理解就不可能存在，换位也不可能发生——如果我的经验是对的，那么异于我的经验的你就是错的。

在主人公悠扬的家庭关系里，还存在着一个缺席的父亲，女儿评价自己的父亲是温和而稳定的，这似乎是一个好客体，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代表着的是不作为，不参与，他没有中和女儿和母亲之间的张力，他置身于冲突之外，不加害，但也不承担。所以家庭治疗师建议将父亲引入这个交互场，这会让家庭系统的动力发生改变。

在节目推进的过程里，悠扬和母亲从最开始的完全冲突，完全无法沟通，到最后开始出现了一些缓和与转机，她们虽然各自崩溃，却因为有了专业的心理支持以及第三视角的介入，她们的情绪不再紧密交织，不再像是一个重复剧本的死局，而是有了各自的表达空间。

悠扬和母亲开始出现了一种非言语层面的变化，比如她们会在肢体上有所互动，会相互嬉闹、调侃、勾肩搭背、甚至是带着幽默感的攻击，这在以前的关系互动中是不被允许的，这些行为不再是对威严如律法般的母亲的僭越，母亲也不再将女儿的怨言体验为一种对自己的敌意、不知感恩，那只是女儿真实的需要被理解的情绪，那是她真实的痛苦。在这个意义上，母亲能够共情女儿了。

共情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暂时离开自己的经验世界，去进入另一个人的经验世界。我们只有在没有被自己的伤痛包裹时，才有能力去跨越这种心灵边际。

在片中另一个叫懿宸的女生身上，也发生着同样的悲剧。因为小时候不能在母亲的要求下说出两句英语，那个朝夕陪伴自己的布偶娃娃被母亲剪掉了，她受到了剧烈的情感冲击，回忆中她这样描述：“耳朵从娃娃头上分离开了，接着是无数的棉絮。”

这种经验可以说是恐怖惊悚的，因为那是一种肢解的意象，娃娃对懿宸而言就像是另一个自己，或者说是一种在象征层面建立起来的依恋关系：“她们就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生命的另外一种展现形式”。即便它只是一个“娃娃”。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被剪碎的不只是一个娃娃，还包括懿宸自己，用科胡特的话来讲，那是一种“自体碎裂”的经验，也就是精神自我的分崩离析。

但也就是因为它在普通人的视角下只是一个“娃娃”，所以它几乎不可能被理解，母亲无法理解为什么女儿会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恨自己那么多年，其他长辈看见她总是抱着娃娃说话，认为她是幼稚的。

但对懿宸而言，那是一种真正的残酷，一种完全不再有共情的对自己在乎事物的残忍剥夺，她恨母亲恨了几十年，没人能理解她为什么这么痛苦，又为什么会这么恨，只是因为一个“娃娃”。

懿宸只能困在自己的经验世界里，如她在开场时的描述：“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因为消失的不仅仅是娃娃，还有她映射在娃娃身上的自己，它在很久以前就被“剪碎”了。

这种自体碎裂的经验被懿宸多次描述：

“心理有一种想要尖叫的感觉，但声音就像困住了，发不出来”

“空洞、漂浮，我不像一个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好像我没有真实的喜怒哀乐。”

一个人该如何逃逸这种恐怖和痛苦？或许解离成为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的回忆都是旁观者的镜头，就像是电影画面一样。”

这种第三人称的记忆让人离开了体验者的身份，仿佛我们不是亲历者，而只是一个观察者，我们游离在恐怖和灾难之外，我们和自己最直接的感受断连了，它以一种奇特的机制保护了我们免受痛苦情绪的淹没，但同时也剥夺了一个人在情绪体验上的真实感。

因此懿宸的举止在周围人眼里是怪异且荒诞的，它让自己被理解这件事变得更加困难。

没有人以正确的方式回应过她，他们都在用“只是一个娃娃”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没有人在心灵的层面去贴近她的经验，没有人能理解她。

只不过懿宸的母亲并不像悠扬的母亲那样，她没有那么牢固的自我意识，她发觉到女儿的痛苦时会尝试反思问题出在哪里。片中有一幕镜头充满着这种有关理解和回应的隐喻：懿宸抱着自己的儿子，妈妈走了过来，然后懿宸习惯性地借着娃娃的肢体语言喊了一声“外婆”，而母亲则直接过来摸了一下懿宸的头。后来懿宸说：“那一刻感觉特别温暖，就像她可以通过娃娃看见我。”

这便是一个“相遇时刻”，也就是两个人在某一互动瞬间，两个人之间有了一种微妙的相互识别和情感共鸣，这种经验的发生，往往是关系改变的重大时刻。

也许以纪录片所包含的现实时间长度并不足以让一个人彻底治愈创伤，但它至少呈现了一个转机的到来，一种新的关系经验正在展开，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一个人的精神主体终于不再缺氧，因为她已经开始置身于一个存在着共情的世界里了。

《是坏情绪啊，没关系》这样的片子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让一个人的经验世界不再藏匿于一种不可分享的心灵角落，主人公被赋予了一种可以光明正大去言说的支持和许可，在这个过程里，你能看到一个人最本能的向生动力，它始终包含着一个人“想让自己活得好一点”的意愿，这种意愿从不曾消失过，无论它呈现为疾病或勇气，它都是在自救。

我相信一定是制作组里的人有过这种经验，理解这种经验，所以才会想要呈现这种经验。当这些内容被更多人看见时，它本身就具备一种产生社会共情的价值，它会变成一个更为广阔的有氧世界。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内容，让它作为一种可以被理解和感知的桥梁，让人们之间不再被经验的差别所区隔，只有这样，身处其中的我们才是幸运和被祝福的。
#是坏情绪啊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