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ainst white feminism 这本书里有一章节的内容可以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白女的思维在女性权益方面更加落后，整个群体更加弱软，反抗的不如黑女韩女彻底。因为白女不是最底层，底下还有黑女可剥削。种族赋予的特权弥补了性别的失势。

序言里作者提到一位在suffrage运动中反女性选举权联盟的名誉秘书Gertrude Bell, 她在1920年拜访Mount Carmel in Haifa时激动的写信回家“I am a person in this country! I am a person！” 确实，她在耶路撒冷被视为一个“人”，因为在这里，她的白人身份使她的权力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也没有哪个棕色人种男性能像在集市上那样，质疑她戴着草帽穿着白裙子的装扮，或因她像男性一样骑马而指责她。

她来自还算优渥的家庭，在白人女性仍然是其丈夫合法财产的时代，让她在英国可以生活在彩色泡泡里，想做做人，还可以远渡重洋体验到自由，并尝一尝那早被剥夺的权力的滋味。在suffrage运动中，像她这样的一些女性，就会更加忠实于为她提供经济支持的家庭的政治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