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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阳的《亲人》是其代表作，是他最出圈的几首诗之一。关于这首诗我最新的记忆是，大概两年前北大的一次迎新大会上，某文科院长拿这首诗做反例。那院长的意思是：爱是不断广博，不断包容，不断国际化的过程，怎么能越缩越小，这太local，太沙文，太没出息。我没法简单说院长说错了。我和很多人的迟疑是一样的：即便总结正确，诗能还原为某一段思想性的命题吗？

这首诗是相当精致的。“我只爱X，因为其他X我都不爱”这个句式有种语气的强制性，要求下面的句子也照着走。“因为其他X都不爱”，这个句式在语义上是重复的，这句话不告诉我们任何新东西。但在修辞上，它构成了一种强调。意思是：我就爱，无任何理由。这就是爱的绝对。我觉得这就是这首诗关于爱的说辞，表面上看非常狭隘，却“有效力”的根本原因。雷平阳的爱依次缩窄，但每一次都是绝对的。这就是对爱的非常现代的理解，从属于浪漫主义遗产，即把爱绝对化。绝对的特殊，绝对的单一，绝对的差异。如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所说：绝对的无法归类。

所以爱，特别是爱的浪漫纬度，不就是“针尖上的蜂蜜”吗？它就是越来越小，锁定绝对的特殊，万中的一。这种对爱的陷入，fall in，首先被体验为一种癫狂和抑郁：世界失落了，被爱者成了一个绝对的主能指，重新谱写了世界的面貌。总之，一切都不一样了。所以爱意味着旧世界的失落和新世界的诞生。在我们总已“被抛”的意义上，爱是一种重生的喜悦。

但这里有一个辩证法。真正的浪漫之爱不会形成世界的锁闭。两个相爱的情侣不会把自己终结在相互指涉的空洞中。相反，爱给足了他们激情，使得他们充满存在的喜悦携手闯荡世界。这就是阿兰巴迪欧所说的“二”。这是两个主体因爱而生成的一种新的本体论状态。“二”不是1+1=2，而是1+1>2。它不是主体的简单组合，也不是一个强势者操纵一个弱势者，而是在爱之忠诚中，两个人相互成全。所以爱是一种赢得。当北大院长以博爱反对针尖上的蜜时，这就是他是欠考虑的地方。他只看到了世界的失落，而没看到世界的赢得。

当然，雷平阳这首诗能火，我们也不能忘记大语境。这首短诗以其轻快、任性、独断的语调，完成了对宏大事物的吐槽。宏大之爱的实在的危险是，它使我们冷落了身体和此在。我们常因远方而踩踏近处，常因宏大而肢解细节。最终这种爱变成了全然否定的东西。爱就这样走向了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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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我想起雷平阳这首诗的是萨特这段话：“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既然人是这样超越自己的，而且只在超越自己这方面掌握客体，他本身就是他的超越的中心。……还有，由于我们指出人不能返求诸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2012，P35）

这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思想。在萨特眼里，人是自我超越的。他跟随海德格尔，称之为existence。即人总是跳出自己（exit—），面向未来，存在于世界，而绝非龟缩于自我的内部。在萨特看来，自我是没有内部的，或者说自我的内部就是它的外部。这从“存在先于本质”这句名言也可以看出，即，存在没有内在的本质，本质只是事后加上去的从虚无中创造的“所做”。所以，存在总是扩展性的，它总是对既定框架的超出。

表面看来，雷平阳的“我”和萨特的“生存”正好相反，萨特要跳出来，雷平阳要缩回去。但如果我们记住在萨特那里就像在海德格尔那里一样，生存有个“本真性”纬度，这种差异就更多地是表面上的。萨特的本真性意味着从“自欺”的状态中，也即从把自己当成凝视对象的视角中释放出来。比如女性花那么多时间打扮，在波伏娃看来就是自欺，因为她们预设了某种时尚或男性视角，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被欣赏的对象。当然，最能和雷平阳这首诗有共鸣的是萨特的另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他人为何是地狱？因为他人的目光总想把我固化为某类人。正所谓：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那么本真性就涉及从凝视的“霸凌”中解脱出来。

这是存在主义的核心张力：一方面是绽出的存在，存在即在世界中存在；一方面存在又意味着从自欺中逃离。我始终认为这是生存始终无法和谐化和整体化的两难。昆德拉以小说语言思考了这个两难，即特蕾莎的向心力以及萨宾纳的离心力。这是生存的两极，各种生存样态就以不同比例分布在这个光谱里。关键是：我们无法论证一种正确的活法。对这个生存的两难，罗蒂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试图去结合两者，调和两者，而是为它们设立各自的试用范围。简单说，在公共空间，我们要相信理性和无尽的对话，而在私人空间，我们要懂得欣赏私人的完美。比如，哲学史上有尼采、海德格尔、布朗肖这样的存在主义诗人，他们是私人完美的模范，他们身上体现的是诗意的创造力。但我们也有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这样的充满道德关怀的系统哲学家。他们在公共空间更有用处。在这些富有“良心”的哲人视野里，“针尖上的蜜”当然不对，生存不止有亲人，还应该有广大的人类共同体。对于何为良好生活，还应该有自由和理性的辩论旨趣。

但是，用德勒兹的概念说，这类热衷规范和辩论的哲学家，容易把生存限制在平庸乏味的正当性当中，这就是“辖域化”；所以我们永远也需要诗人，他们是“解域”者，他们以创造性的视野把我们从压抑，沉重，宏大的编码中解码出来，给我们的有限生存鼓入新鲜空气和无限可能性。最后我想说，哲学与诗的碰撞，似乎是生存悲剧性的基底，无法调和，也根本无需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