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靡靡之音》

我没有音乐天赋，宫、商、角、徵、羽五音中，没有一样能唱对，六律更是不通。对那些要求必唱、常唱的歌曲也只能勉勉强强唱开头的一两句，后面必须跟着同唱人的调子才能把歌完整地唱完，否则那些音符就会像无头苍蝇在我的嗓子里乱撞，唱出的歌跑腔拐调不成曲，所以我对音乐尤其是唱歌不感兴趣。
上中学后，在同班同学，名不经传的音乐爱好者刘洋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开始笨拙地追逐时尚，跟着他一起欣赏一些当时被认为是“靡靡之音”的歌曲、音乐。刘洋生性活泼、调皮，会时常在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面前哼几句“黄歌”（其实就是简朴的爱情歌曲），大家都处在青春躁动期，调皮捣蛋，对他唱的这些“黄歌”我们并未十分在意，只是一笑了之。
大约是在初中二年级时，刘洋父母的朋友一家回山东探亲，嘱托刘洋帮忙看守房屋，刘洋可是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了，到了晚上，刘洋就会将我们几个他的竹马之交召集到这家人屋里，他弹着我们以前没见过的乐器——吉他，唱着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一首又一首的“黄歌”，我们几个刘洋的“狐朋狗友”也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静静地听刘洋的弹唱。到了后来愈发放肆，用凉馒头蘸着从未吃过的虾酱，喝着甜饮料似的劣质红葡萄酒，听着刘洋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手摇唱机和黑胶唱片播放的禁歌，周璇的《夜上海》、《天涯歌女》、《蔷薇处处开》，以及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插曲《阿哥阿妹情谊深》等等歌曲，大家都十分兴奋开心。我想这可能就是天天批判的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吧，在享受这奢侈生活的同时又忐忑不安，生怕被别人发现。
在醉生梦死中我突然觉得刘洋远比那些在学校乐队里吹拉弹唱《白毛女》的同学们更懂音乐，更有艺术细胞，更浪漫，令人倾佩。
中学毕业后，恰巧我和刘洋又被分配到同一个边防派出所工作，在这里刘洋不敢唱“黄歌”了，只是有时弹弹不知曲调的吉他，为了打发没有外勤任务的寂寞时光，刘洋就在派出所那台“葵花”牌电唱机上翻来覆去、不厌其烦播放《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人人都说山西好风光》等几首歌，经年累月地放这些歌，听的我心里起腻，都想把这唱机给砸了。
岁月如梭，转眼到了七九年，改革开放春风的吹动，国门的打开，西方和港台文化也随着时尚的电子产品涌入境内，但这些电了产品价格高昂，贵的令人咋舌，我们是不敢问津的。刘洋是独子，一家三口都是正式工作，家庭经济条件自然不差。刘洋的父母为他们的宝贝儿子花费近800元买了一台日本三洋牌的磁带收录播放机（我们称其为“砖头块录音机“)，对我这个月工资只有37 元的小民警来说是妥妥的可望不可及高档奢侈品。
刘洋无事时就会给我们播放邓丽君、徐小凤、凤飞飞，张帝等港台歌星的歌曲，这些歌曲和大陆歌曲的风格不同，有的如同丝绸般柔滑；有的舒缓宁静；有的深情款款、动人心魄，极富感染力，听的我们如痴如醉，似梦似幻。
边防派出所思政工作抓的严，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与穷凶极恶的敌对国边防军的斗争，要始终保持“一不苦，二不怕死”的高度政治觉悟和旺盛的斗志。虽然我们总是躲着张指导员偷偷摸摸地听歌，但还是被他发现了，张指导员批评我们听这些资产阶级的颓废、消沉的“靡靡之音”会散焕对敌斗志的。我们已经迷上了这些“靡靡之音”，如同瘾君子上了瘾，哪里听得进去张指导员的教育批评，于是就改变方式，晚饭后，以外出散步的借口溜到派出所附近的草原牧场，坐在淙淙泉溪旁芳草如茵的绿地上，远远近近的牧民们的白毡房漂起袅袅炊烟和散落在草草上的牛羊在夕阳晚霞的映衬下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伴随着录放机里流淌出的邓丽君《又见炊烟升起》的歌声，令人陶醉，一切都那么真切，但又觉得飘渺。（不信青春唤不回527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