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妈拉着一个提箱走了。
那天很冷，我记得我的鼻涕流了一手，我手上冻出了血。是冻疮。妈妈的提箱轮子因为太老而太沉没有怎么转，在地上发出呲呲的声音。
我说：妈妈。
妈妈回过头，停下来，看了我眼，说：雨雨，妈妈去亲戚家，过两天就回来了啊。别哭了，你听爸爸的话。她用手帮我擦掉鼻涕和眼泪，给了我一张纸，然后抽出另一张纸擦干净自己的手，擦完了又擦干净鞋跟，然后再也没回来。

那天是我农历的生日，后来我就把生日改成了阳历，可是每一次都还是能过得不开心。

二十四岁时，我在天津打工，收到了一条短信，是找我借钱的。落款是妈妈。
我打回去，口音是一个北方女人，我差点笑出声来，我妈妈这辈子都没有出过广东省，然后我被她骗了一千块走。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骗子是隔壁厂的，她是一个中介的女朋友，手上有很多人的档案，那个中介赌，她脑子灵活，就拿了档案上的电话一个一个打，骗了很多人，在被扭送到公安之前，先被厂里工会家属院的人发现，揪出来打了一顿，让她按笔退还所有的钱，不然就报警，她哪里有钱呢，也没人借给她，她去坐了两年牢，她出来后，我们一起住了三年。

她的头发很长，多得不像话，又长又卷。我们在厂附近的台球厅里重新认识的，她租房子，和我租到了一起。过了半年，她搬到我的房间里，我们睡一张床，她就不再交房租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她也不上班了，我的工资养我们两个。我算是，她女朋友吧。

她从我那里搞了很多的钱走，从二十六岁到三十二岁我们搬了五次家，我所有的工资和兼职收入都放在她那里。她会给我做饭，我们当然也吵架，也上床。我三十二岁生日刚过完，她给我买了个以前没买过的三层蛋糕。我们两个只吃完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准备去上班，打开冰箱用勺子小心挖着吃第二层，这个女人走出来，从背后抱住我，说，我们商量个事。

她从来不用这么软和的态度和我说话，因而我知道这一刻一定会来，我问她什么事，她说很久没回去了，今年过年要回老家看看。我说你不是说你没老家了吗。她说父母是死了，其实还有个哥哥，还有侄女儿。她要回去看看。

我说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
她说要查一下才知道。
我说那你把我们的银行卡留下，我给你转三千，你回去看看吧。
她留下了银行卡，提着皮箱走了。银行卡里面只剩了三百块。她走了后一周，电话打不通了，微信也被拉黑了。房东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我们的房子被她退了。

我在速8住了三天，微信和支付宝里还有点钱，我互相倒。有一天晚上两点，我坐在汉堡王外面的天桥台阶上哭。有个路过的醉醺醺的女孩儿给我递了张纸巾，那张带着香味的纸巾突然引起了我的一种愤怒，我站起来把她从台阶上面往下一推，她吓得大声咒骂着跑了。

我也被她吓得心脏乱跳，好像一下子清醒了。像是风吹过来灌进了胃里，我在大街上干呕，呕出了中午吃的小馄饨。

回酒店的第二天早上，我买了张车票去伊春，我知道她目的地在哪儿，我知道她来月经的日期，也知道她手机的锁屏密码，偷偷翻过她的聊天记录，我也知道爱一个人没有好报，我打算去杀了她然后自杀。

决定要杀人之后，世界开始变得有秩序起来。我没有蠢到带着刀过安检，到了伊春我火车转大巴，大巴转三轮。我吃了肯德基，一个人吃了干锅。不用计划存钱的生活真的很爽。我在东站外面买了把露营军工刀，揣在裤兜里。我甚至不用担心清理现场，因为不打算脱罪。

伊春太冷了，呼气成冰，我第一次去这么冷的地方，大街上会有专门的房子让人可以进去躲着，所有人都穿得像熊一样厚，毛靴子卖得也便宜。有时候会看到高个子的少数民族穿着袍子在大街上走。我冻得冻疮复发。

终于到了她们村里，一路问，问到了她们家。墙上贴着双喜字，水泥墙院子，敲门之后一个女的迎出来，她过了会儿也穿着厚袄子钻出来，看到我一脸茫然。她脸红得像是柿子，不知道冻的还是。她看着我，看了半天，说：“妈，我室友来看我了。广东，周雨呀！和你说的。”

“请贴送到了？”一个大姨抱着个女孩儿出来，说，“给妈妈抱一会儿。”她就自然地接过那个孩子，拉她的手。大姨热情地招呼我，倒茶端果盘。她把我迎进去，她的其他家里人热情地招呼我吃饭，说这么远还来不容易，饭一会儿就好。她把孩子赶到另一个屋，我们俩坐炕上。

“你咋来了。”
她的北方口音在回到故乡后不显眼了。
“你为什么不回去。”
“你怎么找到我的。你看我手机？”
“把钱还给我。”
“你心里只想着钱。”
“你不还我们都难看。”
“你总要等我几天。我现在手上没有。要去镇上取。”
“那女孩儿谁的？”
我问到这里，她不再扒拉手机里的茶缸子，把那东西一摔，掼在地上。

沉默的，臭而热烘烘的空气之中，我泪流满面，她也是。

“我的。”她声音小了。“我和王忠云带的。”
那个中介。

“王忠云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生的。”
“生了才进去的。孕妇特别优待。”
“为了这个生的？”
“你是不是畜生。不是。就是意外有的。”
“这么多年，你一句都没说过。”
“嗯。”
“你要结婚了？”
“年后。”
“你真不是个东西。”
“你也早点结婚吧，总在外面混，你能和我结婚吗？我也不能和你结婚。”
“一定要结吗。”
“孩子要上户口。”
她沉默地盯着我的手，说“你冻疮又犯了。”
她下炕去给我拿碘伏。
我摆了摆手。

“男方人好吗。”
“相亲认识的，也是二婚。”
我又沉默了。那柄露营刀装在我的裤兜里。支付宝里还有小一万，还是给她五千，回广东还能留两三千交房租。也可以不给她，叫她不还钱就行了。这么大的孩子，可能要上学——不然捅死她和她那个孽种算了。

她能丢下我，也不会在乎孩子。孩子和我，都是她的工具，她想留在广东了，就会留在我床上，她厌倦我了，就会开始爱孩子。她这种是永远有退路的人，我一直了解她。她没有一条非走不可的路，总有两三条路，她觉得哪条安全哪条不是绝路就往哪条走，这种人是不会爱的。没有爱的能力，没有爱的概念。我和她在一起也不是因为她爱我，是因为我，也许爱她。

那个扎着辫子的女孩儿在我们半掩的门外拿着半截火车在地上滚着，带着袖套但领口子黑黑的，问外婆说姥姥饭多久能好。眼神还往屋里看，我心想这屋子里只有我和她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六年没带过，这孩子真的敢把你当妈妈吗。

我应该放你去结婚，你结了婚的人生一览无余。男人是都不会爱的，你那孩子在二婚家庭里长到十三四岁，在这村里瞎混着，对你的爱又会有多浓厚，你只能家长里短地活到八十岁，活到死，我应该放你去结婚，让你自己慢慢地杀掉你自己，一片一片地把自己切碎切死在这个不祥的寒冷村子里，冬天也要把手泡在冷水里洗碗，死在我手里只要一天，死在这里得要六十年。我应该放你去结婚。

她讪讪地，忽然抓住我的袖子，低声说，周雨，求你了，家里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我对不住你，我确实缺钱，也不敢告诉你。我这几个月一直怕你报警，我日子也不好过，我求你了。要是这门婚事真黄了多多连小学都上不了。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她求我了。
我的肚子里像是烫了只死鸟，它不再扑腾了。
“多多起的像狗名字。”我说，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话。
“你肯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她说，“我和你就算往下处最后也不一定能成。我一条烂命无所谓，闹大了，我儿子上不了学，我跟你拼命。”

你儿子？你女儿。女儿也是儿子。反正就是你孩子嘛。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她说着最狠的话，手紧紧抓着我的袖子。她看着要哭了。我喉咙胸口那块儿像是冰溜子一下子堵住了似的想咳，喘不上来气，我挣了两下没挣开，扬手给了她一耳光，直接给她从炕上扇到了地上。

我们都怔住了，我下意识要道歉，第一眼却看到床边那满脸通红的孩子的脸，不……不！
她一把抱起孩子，在那小孩看不到的地方飞速地擦了眼泪，她把她放到门外，拍拍头，把门反锁。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她仍肿胀的脸……睡衣上一张母亲的脸，让我的心像是被放在了煎锅上，这不是我的家，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只能走上前——本来想摸摸她，却吻了上去。

舌头钻进她嘴唇里的时候，广东再次回到我身边。
我用我的手箍着她，把她压到门上，她流着泪。
我解她的扣子，解开两个，我把手探了下去。
我确保我的力气用得大，令人窒息的吻终于结束，而我只是，看着她的脸。
逐渐变得潮红，混合着羞耻与痛苦，肿胀的，湿润的，妈妈一样的脸，我多么爱这张脸，爱到恨不得吃掉它。
恨不得和它结婚。
恨不得也和它有一个孩子，一个能躲在我们身后被我们交缠着的手的另一只牵着的一团小血肉。
她那样濡湿，湿得我几乎想要说几句羞辱的话。
然而喘息之外，我只想流泪，我什么都不说。
我们喘着，哭。
她压抑着一切，但徒劳无功。
你在乎你的母亲和你的女儿听到吗？我的恋人。
你在乎我吗？
你在乎在这里，在这困窘与欺骗中你竭力维持的一切吗？
她被弄出了羞耻和做母亲的自觉，却依然扭动，依然迎送，我只是看着她，脸发着红，这一刻我什么都不想，这就是我为什么爱她，她是汁水多的恋人，爱她可以什么都不想。
该来的很快到来，她吐出那口让她窒息的气，抱着我。
这场暴雨终于结束，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意识到自己把那孩子关在门外，这预备当母亲的人，只花了几分钟，就和人苟合了。
就把孩子，忘了。
我也，一样。
我随手抽了张纸巾擦了擦自己的下身，又扯出一张要去擦她的湿成一片的大腿，她看着我的手熟练地伸过去，突然尖叫起来，她夺过那纸巾，自己狠狠磨蹭着被她自己的体液弄脏的皮肤，然后快速把裤子穿起来。

我冷笑。
“滚！”她哭吼道，然后很快又压低了声音，像是以前住在一起时每次吵架一样，不过这次，她嘶哑得像是得了重感冒，几乎已经说不出一个成调的尾音，“你滚。”

我滚？
我滚。
这次该我走了。
我狂躁地打开锁。

然后我拿起背包转身就往外走，像是逃难。

那孩子看到了这一幕，吓得嚎啕大哭。我扯过那孩子，因为她挡住了门，我把她扯了个趔趄放到另一边，我疯狂地朝门外走去，像是有脏东西在追，她的妈妈听到动静，追出来要留客。诧异惊怪和嚎啕的叫喊，都抛在身后，我风帽都没带，一片皑皑大雪里深一脚浅一脚往外走，也没看路。只看着脚底下，皑皑的雪和鲁迅说的并不一样，至少不是毫不粘连，湿得快的润地贴在我的裤腿上然后快速结冰，一开始还觉得冷得像刀刮，后来逐渐地不觉得了。
我一直走，走到脚抬不起来，仰面倒进雪里。就是路面上，但是整个村里都没有车，我躺在雪里，雪淹着我的脸。

一点儿都不冷了，冻疮都不冷了。本来有些疼的地方都变得火辣辣的。我躺了一会儿，听到一个女人说：“这孩子怎么躺这儿啊。”
一双手把我拽起来，那张脸，我还以为我看错了，那个穿着高跟鞋拎着箱子走的女人怎么在这儿。“妈妈。”我大叫一声，“是妈妈吗。”
我一把拽住她，把她往雪里拽，撕她的头发。想掐死她。那女人又把我挣开。
是妈妈吗，有点像，但是老了。
妈妈说：“在发烧。”
妈妈说，“孩子，先跟我回去吧，搁这儿真的会冻出毛病。”
“妈妈，你为什么骗我。”我哭着问她，“妈妈，你们都骗我。我又不花钱，我成绩好，也不偷东西，带上我也不会怎么样。”
妈妈拍拍我的脑袋。
“不走不行吗。”
我问她们，“我没有说您一定要对我好，只是不走都不行吗。你受不了挨打，我也受不了啊。”

“你凭什么走啊！你不是妈妈吗？”

我的烧发了三天，第三天下午，烧好了，把妈妈也烧没了。我和收留我的农户夫妇道了歉，塞了五百块钱，坐大巴又转火车回广东了。弹簧刀过不了安检，我丢在雪地里了。
妈妈也丢在雪地里了。

那年冬天过后，我生日过了也没多久，我发现自己的冻疮彻底好了。我再也没去过北方，我再也没谈过恋爱，我再也没生过冻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