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深层政府

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都存在深层政府，但深层政府不是阴谋论者臆想中的由一小撮人构成的某种有形的组织，而是存在于每个历史切片中真正决定接下的来历史走向的永远处于变化中的一种客观因素。

深层政府是一种客观因素

所谓深层政府是一个秩序体系下所有个体和群体经过广泛博弈后的利益交集。并没有形的组织，也没有固定的诉求。深层政府虽然由相应秩序体系覆盖下的所有个体和群体的主观诉求中和而成，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结果，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时势”。

当然，传统观念中的“时势”广义上还包括完全客观的“天时”和“地利”，所以深层政府大致相当于“人和”。“人和”的特殊之处在于，虽然每个个体的认知、意愿、选择是主观的，不同的群体或者有着不同的理念或者掌握不同的资源，但所有个体和群体的意愿和选择按照所处历史时期的规则进行博弈后，形成的整体性结果是客观的——由数量庞大的主观局部构成的客观整体。

再深入一层去观察，任何秩序体系下的深层政府，还受到产生该秩序体系的文明体的文化属性的影响。当然，可以把文化属性当做造就“时势”的一个因素，但是它是如此重要并且隐蔽，值得单独去讨论。

阴谋论者之所以认可“深层政府”的说法，有一个原因是这类人其实很敏锐，敏锐地观察到，政治人物在文化土壤和历史潮流面前的有限性和某种无力感。

威权政治体制下的人是容易接受阴谋论的，因为这种文化语境下通常对有形的具体的权力更敏感，通常更容易幻想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人掌握着控制一切的权力。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史实和他们潜意识中的英雄史观自洽。

所谓深层政府，真正起作用的是，所有不同社会群体经过广泛博弈后的利益交集。而不是阴谋论者臆想的“某个或某些真正的掌权者从不现身，但躲在暗处操纵着一切”。领袖和党派也只是博弈的一种工具。所以，深层政府的一个属性是中和了所有主观性后的客观性。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就应该明白，深层政府体现了客观整体对个体主观和局部群体主观的允许和规范。

任何类型的国家，都可以认为有深层政府存在，因为任何国家都是各种利益群体的集合，不同的群体掌握不同的资源具有不同的话语权。哪怕是在奴隶社会，虽然奴隶几乎一无所有，但在当时奴隶本身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无论一个政权独裁程度有多极端，独裁者都会有一个权力受限的边界，决定这个边界的就是该国的深层政府。

深层政府是一种变量

深层政府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国家所有社会群体经过广泛博弈后的利益交集，注意重点在于博弈，博弈不仅意味着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国家作为一个文明体整体走向的话语权并不相同，更意味着这种不同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同社会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整个社会中的话语权是不断变化的。

相对应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交集中的占比会不断变化。历史上某些阶级或者某种生产方式的主导群体的崛起和没落，都是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

哪怕是在民主国家，不同社会群体在秩序体系所代表的利益交集中的占比是不同的。以美国为例，不同个体和群体对相关议题的最终结果的影响权重是不同的。在阴谋论的论述中，昂撒和犹太群体作为深层政府的主体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这些阴谋论的观点之所以很有市场并且听上去貌似有些道理，是因为昂撒和犹太群体在近代甚至现代在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话语权确实高于其人口占比。这其实体现了文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的现实的不公平，但并不代表犹太或昂撒群体背地里有一个掌控一切的“深层政府”。

在人类文明现在的发展水平下，对于任何文明体系来说不公平都是一种现实和常态。在美国不公平当然也是一种常态，法律层面权利的平等并不能在实际上保证绝对的公平，况且就算是在美国很多方面现在也同样做不到哪怕仅仅是在法律层面上权利的平等。甚至，美国有些领域比其他国家更不公平，但这和美国整体上可以做到比其他体系相对更公平并不矛盾。

当下治理水平的不完美并不是嘲讽甚至否定表层秩序（主要是显性政府）的理由（但是确实是敦促和监督政府提高治理水平的正当理由），以动态的眼光去观察，治理水平的不完美有历史局限的因素，有抉择失误的试错因素，但只要理念和规则的本质以及演进方向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未来总的趋势就是越来越进步的。

至少对于现阶段的人类文明来说，文明体系的优势是趋向于越来越更公平而不是不计成本、一步到位追求绝对公平。

在越公平的体系中，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议题，同一个体或群体在最终利益交集中的权重是各领风骚的。现代文明对于能够实质性控制社会运行的终身制、世袭制、家天下的持续逐步否定，之所以通常被视为一种进步，正是因为这种变革有利于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向着更公平发展——最优模式是这种变革是以合理的社会成本递进式发生的。

在越不公平的体系中，针对不同议题，有一部分个体或群体在最终利益交集中的权重始终居高不下甚至越来越高——体现为普遍的赢家通吃和特权合法化——这种不断自我膨胀自我强化的不公平，最终必然导致整个表层秩序的运行成本在数学意义上无法自洽而崩溃。一个秩序体系表层秩序的崩溃通常变现为现行政权的覆灭，这是该秩序体系的深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一种极端表现。

以元朝的覆灭为例，直接看来是通过朱元璋的手来完成的，是朱元璋代表的无产饥民和将要成为无产饥民的群体的主观意愿。但这种零散的主观意愿的集合成为一种主流现实，本质上是元末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成本在数学上无法自洽导致的。从群体话语权意义上讲，这个过程中无产饥民及其领导和伙伴力量的话语权在深层政府中是一直上升的，直至其转变为新的表层秩序新的政权。当然，这个其中一部分人最终上位的群体在这一历史阶段有着共同的最优先意愿——终结元朝统治，与其内部在细分意义上有着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诉求分歧并不矛盾。

文化属性是深层政府最深的一层

有一种说法，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但归根结底，任何秩序体系都是建立在理念之上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是建立秩序体系的理念基础，“天地君亲师、民以食为天”也是建立秩序体系的理念基础。

一个文明体系的文化属性，是一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存在，静水深流般无声无息却时时处处都在影响该文明体系的发展。可以说文化属性是一个文明体系的深层政府中最深的一层。

1944年，美国与日本还在太平洋血战之时，就开始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日本的民族文化属性进行研究，以期为战后的对日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其中最著名的一份报告在1946年以《菊与刀》为名出版。你可以质疑《菊与刀》对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度以及正确程度，却不能不承认二战美国为了较彻底地改造日本，除了对以“天皇”为代表的“显性政府”的重视，还敏锐洞察到了”文化属性“对于改造近代日本这个东亚文明体系的衍生体系的重要性。个人认为，对于包括“文化属性”在内的深层政府的重视，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观战后美国主导的一部分“颜色革命”包括对越南和阿富汗的武装干涉却是相对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出于超级大国的傲慢，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必要的投入去从这些国家的包括文化属性在内的”深层政府“入手制定方案，仅仅简单粗暴地去颠覆和扶植”显性政府“导致的。当然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原因或者可能性就是，在彼时彼刻有些国家的”乱“比”治“更符合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利益。

维持一个文明体的正常运行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是这个文明体的文化属性的现实体现。即使一个秩序体系凭借洗脑和暴力获得的短期局部效率强大一时，如果其无法提供替代性的能维持该文明体长期可持续效率的价值体系，其结果必然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简言之就是一个政权的价值观如果悖离原有的文化属性但又没有一整套能维持长期可持续效率的的价值体系去替代，纵使暂时强盛，也不过像一首歌的歌词所唱“就像是哈密瓜断了瓜秧”。

以纳粹德国为例，其覆灭的最直接原因是其军事上的失败，但根本原因还是纳粹理论中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文明观念的局限性决定了其无法替代整个统治区域（包括占领区）的原有价值体系，维持整个统治区域和人口的长期可持续效率。

统治的本质是一种经营，特权只是整个经营流程中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一种体现。经营一方面要降低风险保证分配的稳定，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投入产出比保证有利益可以分配（哪怕是不公平的分配），任何成本不能自洽的统治都会迅速终结。对于占领区，用刺刀维持统治同时具备了“风险极高”和“投入产出比极低”两种糟糕的经营属性，注定了难以真正消化难以长久。对于德国本土，纳粹理论可以暂时蛊惑人心，但靠战争消耗来消化过剩的产能、靠战争掠夺来维持暴力机器和反哺国内福利，也是不可持续的。

更何况对外来说，纳粹的价值体系无法在与美国为首的阵营的竞争中获胜，爱因斯坦跑到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罗斯福说消灭纳粹是保护基督教文明，正是体现了当时西方对纳粹价值体系的普遍不认可。

统治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成本最低的统治就是表层秩序与深层政府达成一种完美的和谐，深层政府最大程度地成为表层秩序的根基。纳粹失败的本质在于刺刀可以暂时维持表层秩序但其理念无法说服和强迫深层政府成为其统治根基。

最后，所谓深层政府既然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客观存在，那去探究和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之所以强调深层政府，恰恰是出于避免流于表面、避免以偏概全、避免刻舟求剑的考量，要透过表面的喧嚣热闹，去理解一个国家最本质的甚至集体无意识的需求，去评估表层秩序（主要是显性政府）与深层政府的的分歧程度，从而判断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作出自身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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