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超话]#毛泽东真是精通军事、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的大政治家，在充满火药味的军事会议上他却大谈中印的传统友谊，谈印度值得骄傲的古代文明，谈万里长征到天竺国求法取经的陈玄奘为国争光的逸闻趣事。毛泽东讲的婆罗门和尚挑战陈玄奘，玄奘赢得"大乘天"威名，则是玄奘光耀佛界的两件大事：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玄奘抵达中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这里不仅是当时印度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也是一所培养佛教人才的最高学府，印度各地的求学僧徒纷纷汇集到这里。那烂陀寺是印度学术文化中心，聚集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不但保存有大量大、小乘佛教经典，而且存有许多天文、地理、医药书。那烂陀寺有僧众一万多人，每天有一百多场讲座。玄奘到达那烂陀寺时，一千多人手执幢盖、华香夹道欢迎。戒贤大师是该寺的住持也是当时印度佛学界的泰斗，声望极高。玄奘到达后，戒贤热情地接待他，在生活上给予玄奘以上宾的待遇，还打破多年来不讲学的惯例，为玄奘讲了十五个月的《瑜伽论》。

为了满足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还到印度各地巡礼求学，掌握了印度各地方言，成为当时最博学的大学问家。他遍览各种佛教经典，遍学大小乘各种佛教教义；广游各地，遇名师便从听讲。他无书不读，兼容并包，天竺佛学的要义几乎被他吸收殆尽，故学问造诣之深，难有人望其项背。时之间，声名鹊起，远播印度四方。

玄奘先后周游了印度五部的一百一十个小国家，他在那揭罗国参观了为佛教鼻祖释迦牟尼所建造的三百多尺高的宝塔；在乌仗那国见到了阿罗汉所造的百尺木菩萨像；在碟迦国跟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和《广百论》;在至那仆底国跟毗腻多钵腊婆学《对法论》。最后，玄奘来到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

玄奘勤奋好学，谦恭有礼，深得戒贤真传。在戒贤大师的启发指点下，玄奘学业大有长进，成为第一流的佛教学者，玄奘以精通五十部经论的成绩取得了"三藏法师"的地位。当时那烂陀寺包括玄奘在内总共只有"三藏法师"十人。玄奘加入"三藏"行列，已经为国争光不少。

《西游记》中写到，唐太宗送玄奘远行时问："御弟雅号甚称？"玄奘道："贫僧出家人，未敢称号。"太宗道："当时菩萨说，西天有经三藏。御弟可指经为号，号作'三藏'何如？"

其实，"玄奘"就是法号，而"三藏"是对玄奘的尊称。《西游记》作者把三藏的来源说成指经称号，实在是误解。

佛教典籍共分三类：(1）素恒缆藏，意为"经藏"，乃释迦牟尼指导弟子修行时所说的教法；(2）毗奈耶藏，意为"律藏"，是释迦牟尼为其信徒制定的戒律；(3）阿毗达磨藏，意为"论藏"，为释迦牟尼弟子及后世高僧等解释经义、辩论法相的论著。藏的原意指盛放东西的竹筐，佛教中用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有"包含万有"的意思；由于佛典分为经、律、论三部分，所以通常又叫三藏，而对那些通晓这些典籍的高僧，人们也就称为"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的称号来得实在不容易。通晓五十部经、律、论的人才可称为三藏法师。可不要小看"五十部"这个数字，因为每部经、律、论都有成千上万颂，一颂就是四句，一句就是三至七字，折算下来，一部经、律、论就是几十万字。而且都艰深难解，如前面提到的《瑜伽师地论》这一部佛经，就讲了十五个月。那烂陀寺成千上万僧众中，精通二十部经、律、论的有一千多人，精通三十部的有五百多人，精通五十部可称为三藏法师的在玄奘到达前仅有九人。按照那烂陀寺的寺规，那里应有十名三藏法师，但那么多年来寺里偏偏就补不齐这最后一名。后来，还是玄奘刻苦钻研，取得了这最后一个名额，正式成为一名三藏法师，其艰难程度，与《西游记》中皇帝轻飘飘地加封赐号，真有天壤之别。

玄奘法师学问造诣日益精进，不但以睿识渊学著称于世，更以博大通达令人服膺。当时五天竺佛教学派纷繁，法师虽多留心瑜伽宗，但并不鄙薄非难其他学派。他多次参加大、小乘教派的辩论会，只在取得教义的贯通，并不妄自尊大，因而多次获得殊荣。公元642年，玄奘周游百余小国后回到那烂陀寺，为全寺僧众讲经，并几次参加高僧论辩，学问得到公认。但是有个顺世外道的婆罗门不服气，铺述了四十条教义，悬挂在寺院门口，说："要是有人驳倒其中的一条，我愿斩首自责。"寺里的印度僧人都不敢出去揭榜应答。玄奘见此，便派仆人撕下条文，迎接挑战。顺世外道和玄奘法师往返辩驳几个月，终于理屈词穷，默然无对，只好说："愿依前约斩首相谢。"玄奘法师说："佛门弟子从不害人。"顺世外道又要求做奴仆，法师不肯，只收他做学生。以后，他又请这个被收做学生的婆罗门替自己讲解小乘的《胜论》。顺世外道惶恐不安，说："我如今是你的学生，怎么敢为您讲解经义？"法师说："这是别的学派，我没有学过，你但说无妨。"玄奘听了顺世外道的解说，疑惑处顿然冰释。对他说："前次论辩，你理屈词穷，现在替我解惑祛疑，一洗前耻，你可以不必再做我的学生了，何去何从，随你自便吧。"由此可见玄奘法师襟怀坦荡，不耻下问，从善如流。在场的人都为他的学问所惊叹，也钦佩他的度量。

公元640年，在印度也很有影响的一位小乘教派正量部大师名叫般若魏多的写了一篇《破大乘论》，声称大乘教派无人能驳倒其中的一个字，口气十分狂妄。他把论文拿到当时北印度的羯若鞠阁国戒日王那里，公然向那烂陀寺的大乘教派学说挑战。戒日王便命令那烂陀寺选派四名代表应战。那烂陀寺主持戒贤大师从众僧中选出四位学问最佳者，其中之一就是玄奘。论战刚开始，其他三位代表胆怯，说话吞吞吐吐，只有玄奘信心百倍，口若悬河。玄奘用梵文写了一篇《制恶见论》，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小乘教的观点，众人听了无不叹服。终于玄奘以雄辩的口才驳得般若多张口结舌，大乘教因此而取胜。

戒日王为玄奘的精妙议论深深折服，决定在首都曲女城举行规模空前的学术辩论大会，即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曲女城法会，恭请玄奘为论主，使印度佛教的不同教派的僧侣集会，聆听玄奘的精辟议论。

会前，戒日王看了《制恶见论》，大为高兴，对本国的佛界领袖门师们说："弟子听说日光既出则萤火失明，天雷轰鸣则锤凿无声。师等所守之宗，他已都破了，师等可再匡救。"门师们无人敢应声，戒日王又对玄奘法师说："法师的《制恶见论》好极了，弟子和这些僧人都已信服，只怕其他家的小乘外道还执迷不悟，准备在曲女城为法师举行一次大会，叫来五印度的僧人及婆罗门、外道等，宣扬大乘的精微，以断绝他们的诽谤之心，显示法师的盛德，以摧垮他们的骄慢之意。"这清楚地表明，戒日王兴办曲女城法会，是为了平息教派纷争，高扬大乘教义。

公元641年春，辩论大会正式开始。曲女城法会，《三藏法师传》有详细记载。到会的有五印度中十八国的国王，精通大小乘的僧侣三千多人，婆罗门和露形外道三千多人，那烂陀寺僧一千多人。这些人都学识广博，能言善辩，想聆听法音，所以都来到会场，来到会场的还有他们的侍从，有的驭象，有的驾车，有的举幢，有的擎幡，各自围绕着，一簇簇的，好像云兴雾涌，充塞方圆几十里之地。

曲女城法会，玄奘作为主讲人，称颂大乘，讲述作《制恶见论》的要旨．又叫那烂陀寺明贤法师当众宣读。另外叫人抄写了一本《制恶见论》文悬挂在会场门外让大家看，倘若其中有一个字没有道理能被人驳倒，玄奘法师自愿斩首谢罪。这样到了晚上，还没有人敢和法师辩论，戒日王很高兴。法会继续进行，一连十八天无人对法师表示异议。

将要散会的那天傍晚，法师又称扬大乘，赞佛功德，使数不清的人们都弃邪入正，弃小乘而归依大乘。戒日王对玄奘法师越发尊重，叫侍臣装饰了一头大象，张起幢盖，请法师乘坐，叫贵臣陪从保卫，到大众中巡行告唱，以表示法师所立之义无人能驳倒，遵照印度的惯例，凡是辩论中取胜者都得如比。法师谦让不就，戒日王说："这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好违反。"于是众人捧着法师的袈裟，处处高唱道："支那国（中国）法师立大乘义，破除了各种异见，十八天来无人敢于出面辩论，大家都应当知道。"大家都很高兴，争着为法师送上美称，大乘送的称号是"摩诃耶那提婆"，汉译是"大乘天"；小乘送的称号是"木叉提婆"，汉译是"解脱天"。都向法师烧香散花敬礼，然后离去，从此法师的德音更加远扬。

曲女城大会，是佛教史上的空前盛会。法会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景观之壮，结果之辉煌，影响之深远，衬托出玄奘法师备极荣宠。此时他真可谓声名卓著，誉满天竺。玄奘身为外国留学者，在那样困苦艰难的境况下，能以十几年的时间取得如此显赫、如此辉煌的成就，真可以说是大唐盛世的不朽盛事，中华民族的无上荣光！毛泽东浏览史籍，阅读"有关印度的书"，不能不为一千五百年前先人的豪行壮举而骄傲。玄奘以苦行深钻求得的真知灼见，在佛教领域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不能不令每个炎黄子孙为之神往！

毛泽东在解决"边境纠纷"的军事会议上讲陈玄奘为国争光，讲古代中印的文化交流，是为了证明"中印两国打仗，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自古知兵非好战"，珍惜中印的友好传统，发展双边的和平外交，是毛泽东一贯的外交思想，也是新中国的一贯外交政策。毛泽东念念不忘印度是第二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5月20日，他在接受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星递交国书时答词："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1951年1月26日，他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会上祝词中说："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毛泽东在与他的四次长谈中，数次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引用伟大诗人屈原的诗句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把印度视为新中国的"新相知"，并说"我们同印度不需要互相防备着","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195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宴会上讲话时说："中印两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好朋友，好邻居。"1957年5月13日，毛泽东在涉及印度的一个外交文件的批语中写道："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以上引文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3、148、174、289、376页）

无需再加引述，长达十年的外交实践，最好不过地证明了毛泽东是那样珍视中印之间"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当战争恶魔即将降临到两国边境的时候，他想起陈玄奘这位千余年前两国的文化使者和友好使者，表明一种理想与愿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