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疑的智慧#

“归根结底，令特里林不安的是，现代文学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中丧失其启蒙价值。”

“当学生们已经接受了一套反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这些反中产阶级的现代文学非但无法让他们对既定的看法作出批判性的怀疑，反倒更容易加深他们原有的偏见。”

👉尤令特里林忧虑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执着的信条毫无怀疑，丝毫没有觉察出这类“反社会的社会运动”以及“以我们的名义追求自我”之中所隐含的悖论。

👉人的思考绝不能在没有现实压力的情况下进行。
#思考一旦松懈就会成为教条，沦为“惰性的道德”#。恰恰是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平庸之恶”，造就了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之灾。
👉特里林不断地批评他的美国同行，他们#总是远离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转而进入一种抽象的整体性感知”#

【特里林在这代学生身上考虑的问题是：首先，根据他的观察，很多学生并非出自专制权威的家庭，也并没有真正体验过社会的迫害。他担心，他们对社会的反叛意识并非基于个体处境的现实思考，而是很大程度来自文化共同体的时尚与压力。
他们热衷于参与“反社会者的社交活动”，并“时刻准备着去取悦教师和崇尚进步论的社会”。

其次，现代文学的激进意识进一步鼓励了他们已有的被环境所塑造的激进意识，因为当时的文化极为肯定地认为，“艺术能比其他任何一种知性行为产生更多的真理”，因此他们“在大学里任何一门学科中所遭遇的思想都无法在力度和影响力方面企及现代文学向他们传达的思想”。
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在《我们所交往的朋友》中以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为例指出，#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些现代文学经典，在灵魂中铭刻出“一幅关于疏离、抗拒，并且好斗的自我形象”#。

归根结底，令特里林不安的是，#现代文学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中丧失其启蒙价值#。
👉当学生们已经接受了一套反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这些反中产阶级的现代文学非但无法让他们对既定的看法作出批判性的怀疑，反倒#更容易加深他们原有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的力量甚至可以简化乔伊斯与奥威尔作品本身丰富的内涵#。

在这种情形下，不是文学去解放禁锢的头脑，反倒是禁锢了的头脑试图去解放文学。
👉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现代文学本身，而在于那个时代的阅读心态及其背后的文化状况。
#特里林的学生们太自信了，自信到极有可能对自我缺乏怀疑，对作品缺乏足够的敬意#。如果说特里林以“真正的书可以阅读读者”来表达某种谦逊的话，他的学生们则极为自信地在这些作品中“将自己埋进去的东西再重新挖出来”（尼采）。

👉尤令特里林忧虑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执着的信条毫无怀疑，丝毫没有觉察出这类“#反社会的社会运动#”以及“#以我们的名义追求自我#”之中所隐含的悖论。
…………
别尔嘉耶夫曾言，伟大的思想家都存在着思想上的矛盾与不一致之处。但很少有像特里林这样的思想家，#完全以矛盾的形象示人，并使矛盾显得如此有魅力#。
👉特里林的犹疑在于，他既同情道德，也同情非道德；
👉他既赞赏简·奥斯丁，也不排斥纳博科夫；
👉他是传统“真诚”价值的捍卫者，但也并不拒绝承认“真实”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在他的身上，马修·阿诺德的“光明”与弗洛伊德的“黑暗”彼此拉扯，自我与社会左右平衡。

有一回，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对他调侃道：“你没有立场，你总是身处立场之间。”（You have no position, you are always in between）
特里林则回应道：“#之间才是唯一的诚实之所#。”（Between is the only honest place to be）

👉特里林的“之间”——一种充满了思考的犹疑——来自于他对现实的诚实。
正如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所言，#一个人若要保持正派与诚实，就需要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
这不仅因为世事是复杂的、冲突的，甚至是艰难的，人的认识总是存在着局限；
还因为#人的思考本身很难在缺乏现实环境的抽象中运作#。👈

#正是强烈的现实感，使得特里林对文学的教学环境分外敏感#，即便作为批评家，他也摆脱不了教师的身份。
👉文章的撰写一定有它的读者以及背后的时代语境，#人的思考绝不能在没有现实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思考一旦松懈就会成为教条，沦为“惰性的道德”#。恰恰是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平庸之恶”，造就了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之灾。
⚠️特里林不断地批评他的美国同行，他们#总是远离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转而进入一种抽象的整体性感知”#。
👉他尤为赞赏亨利·詹姆斯在《卡萨玛西玛公主》中所塑造的海厄森斯·罗宾逊这一人物形象，他的犹豫不决看似脆弱不堪，却能像柔软的芦苇那样，在经受住意识形态洪流的冲击之后，依然缓慢地立起来。
🤔这种充满思考的犹疑，是感性上对世界的惊奇，是知性上对现实的探究，同时也是伦理上对生活的困惑。它从不拒绝异质思想的挑战，也绝不固执己见。“让我们的敌人获得启迪吧！……我们的危险来自于他们的愚蠢，而非他们的智慧。”
约翰·密尔的慷慨大度令特里林激赏，但在那个时代，密尔的另一判断则让他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我们要想从既有的人类思想档案中精选出最能彰显人类的愚蠢与偏见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人们对其他人看法的看法中找到样本。”这样的判断，即便放在多元的当下也依然成立。

面对这些，文学依然是重要的。如果特里林还在世，他一定还会开出文学的药方。
💎因为#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增加我们对自我与世界的犹疑，让高速运作的机制适当地减缓节奏，让看似坚硬的信条适当地审视自身的根基。它不会让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而是可以滋养一切坚固事物的土壤#。

特里林对现代文学教学的反对，绝不是为了削弱或否定现代文学的价值，而是#担心在某个固执己见的时代，连能够照亮生活的文学之光也日益黯淡#，甚至被这个时代不容置疑的呼吸所湮灭。若真走到这一步的话，令人遗憾与焦虑的就不仅仅是文学教育的现状与未来了，而是#犹疑的智慧#在人类文化中奄奄一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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